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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是两年前初秋的一个日子，我写完了这本小说最后一个字，并回到开头的地方，回到第一个小标题“野画眉”前，写下了大标题《尘埃落定》。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小说里曾经那样喧嚣与张扬的一切，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趋于平静。
就我本身而言，在长达八个月的写作过程中，许多情愫，许多意绪，所有抽象的感悟和具体的捕捉能力，许多在写作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对人生与世界的更为深刻的体验，都曾在内心里动荡激扬，就像马队与人群在干燥的山谷里奔驰时留下的高高的尘土，像炎热夏天里突兀而起的旋风在湖面上搅起高高的水柱。现在，小说完成了，所有曾经被唤醒，被激发的一切，都从升得最高最飘的空中慢慢落下来，落入晦暗的意识深处，重新归于了平静。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种突然的中止，巨大的尘埃落下很快，有点像一个交响乐队，随着一个统一的休止符，指挥一个有力的收束的手势，戛然而止。
但好的音乐必然会有余音绕梁，一些细小的尘埃仍然会在空中飘浮一段时间。
于是，我又用长篇中的银匠与那个有些古怪的行刑人家族的故事，写成了两个中篇《月光里的银匠》与《行刑人尔依》，差不多有十二万字。写银匠是将小说里未能充分展开的部分进行了充分的表达。而写行刑人的八万字，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一些，因为，行刑人在这个新的故事里，成为了中心，因为这个中心而使故事，使人产生了新的可能性。从而也显示出一篇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这两个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与《花城》杂志上，喜欢这部小说的人，有兴趣可以参看一下。
两个中篇完成已是冬天，我是坐在火炉边写完这些故事的。此时，尘埃才算完全落定了。窗外不远的山坡上，疏朗的桦林间是斑驳的积雪。涤尽了浮尘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幽微的光芒。
每当想起马尔克斯写完《百年孤独》时的情景，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作家走下幽闭的小阁楼，妻子用一种不带问号的口吻问他：克雷地亚上校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哭了。我想这是一种至美至大的境界。写完这部小说后，我走出家门，把作为这部作品背景的地区重走了一遭，我需要从地理上重新将其感觉一遍。不然，它真要变成小说里那种样子了。眼下，我最需要的是使一切都回复到正常的状态。小说是具有超越性的，因而世界的面貌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一种更能为人所接受的说法应该是：历史与现实本身的面貌，更加广阔，更加深远，同样一段现实，一种空间，具有成为多种故事的可能性。所以，这部小说，只是写出了我肉体与精神原乡的一个方面，只是写出了它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我对它某一方面的理解。我不能设想自己写一种全景式的鸿篇巨制，写一种幅面很宽的东西，那样的话，可能会过于拘泥于历史与现实，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营造真实感耗散精力，很难有自己的理想与生发。我相信，作家在长篇小说中从过去那种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到今天更个性化、更加置身其中的叙述，这不止是小说观念的变化，作家的才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这个时代选择了另一类才具的人来担任作家这个职业。
如果真的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说，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
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
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如果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说真还有一些特别之处，那只是为了一种更为酣畅，更为写意，从而也更为深刻的表达。今天重读这部小说，我很难说自己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但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其中所作的努力。我至少相信自己贡献出了一些铭心刻骨的东西。正像米兰·昆德拉喜欢引用胡塞尔的那句话：“因为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
至少在我想到下一部作品的时候，我看到了继续努力的方向，而不会像刚在电脑上打出这部小说的第一行字句时，那样游移不定，那样迷茫。
在这部作品诞生的时候，我就生活在小说里的乡土所包围的偏僻的小城，非常汉化的一座小城。走在小城的街上，抬头就可以看见笔下正在描绘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变化的石头寨子，看到虽然被严重摧残，但仍然雄伟旷远的景色。但我知道，自己的写作过程其实是身在故乡而深刻的怀乡。这不仅是因为小城里已经是另一种生活，就是在那些乡野里，群山深谷中间，生活已是另外一番模样。故乡已然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像空谷回声一样，渐行渐远。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时，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猥琐而浑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