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聚焦中国“农二代”(2)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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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符合了城市的自发生态，而且给这帮打工者留下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可是中国好像不太一样。

郎咸平：这是误读，美国跟欧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它们是没有的。真正的贫民窟在印度，你看加尔各答的铁路边那才叫真正的贫民窟，那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都是吃不起饭的人。如果城市化走到这一步的话，那我告诉你，黄、赌、毒都会出来，那就是成为一个去不掉的毒瘤。我们国家绝对不能靠这种方法来回报农民，最后变成我们允许你搞个贫民窟，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应该要学习美国，学习欧洲，你怎么能为当初替你创造价值的这批农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给他们像印度一样的贫民窟的生活，那个太可怕了。美国跟欧洲它们为什么没有农民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是从两百多年前开始的，经过一两百年的运作之后，它们透过生产力的拉升而吸收了农民工。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本来一年产值是1000块的话，发明了蒸汽机之后，织布速度特别快，我们的产值变成了10000块，我们提高了10倍的生产力，所以可以吸收很多农民进城，当工人也好，做别的也好。你透过生产力的拉抬可以让农民脱离贫民窟，而直接融入城市里面，因此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能不能大幅提高。

回到印度，印度为什么有贫民窟，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美国那样的生产力水平，农民工进城的结果就是进贫民窟。一个国家没有办法靠生产力创造财富来回馈农民，那么可怕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要不要走到这一步，首先看看我们这个“龙头”能不能创造足够的生产力，如果不能的话，下面的结果就是黄、赌、毒的贫民窟，这太可怕了。

闫肖锋：刚才说到“龙头”怎么能够带起“龙身”和“龙尾”这个关系，国家应该逼这些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去创新，留出空间给这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然后城市里也是一样的，城市的规划也应该专门有一个缓冲地带。现在很不幸，这个缓冲地带给谁干了呢？给城里边的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村落，叫城中村，这是不得已的。实际上你完全可以主动去规划，规划出这么一个空间，形成一个连续的过渡，能够让农民有一个踏板。但这个就很难，因为这需要一个很大的支出，这个需要城市人让利，就是我们股市常常说的要获利回吐。你城市人从农民赚到这个剪刀差建设了城市，现在你要补偿给他们。

郎咸平：你知道我们把这些城里面收的税都干什么去了？都去建高速公路了，都去建铁路、建机场了。

王牧笛：现在地方政府要有大喷泉、大花园，一个小县城要有4车道或者6车道的马路。那这种城市化之下，你会发现农民失地越来越多，而失地农民还不能留在城市里面，这就是问题。我看最近龙永图参加一个论坛，他说如果不能让农民工留在城市，不能让农民工在城里买得了房子开始市民生活的话，我们的城市化就根本不是实实在在的城市化，而是虚假的、带水分的城市化。

郎咸平：这不是留不留的问题，而是你生产力不提高的话，他没有机会的，留守的结果就是贫民窟。你看我们现在3、4亿农民留在城市里面，贫民窟的雏形已经开始了，如果他找不到合理报酬的工作的话，你说下一步怎么办。那么这个合理报酬的工作怎么来呢？整个工业必须要往上走，生产力要提升。刚刚肖锋讲到国有企业创新的问题，它创什么新啊，这不可能的，我们国有企业是资源垄断型，不要亏就不错了，还创新？

闫肖锋：所以刚刚说到的高速公路，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如果要是没有农民工就业，没有出口订单，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那你这高速公路修起来给谁用呢？

郎咸平：就是啊，去年10月份我们投入4万亿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钱应该全数用在民营经济，当然没人听我的。发展民营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民营经济赚了更多的钱，往上走，它们负担了中国80%、90%的雇佣量，你才能够吸纳这批农民工。可是我们干了什么呢？把它们拿过来去建高速公路。到最后，好极了，你看到没有中西部高速公路没车跑，我们有富丽堂皇的高速公路体系，然后没车。

王牧笛：而且就算你高速公路建设用了民工，这也是一种短期就业嘛。

郎咸平：对，叫一锤子买卖。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在做一锤子买卖的工作。

王牧笛：现在“农二代”想成为城里人，有这么几种方式：一个是当兵提干，一个是考大学分配，还有一个是婚配。可能就这三条路。

闫肖锋：婚配进城只限于“农二代”的女性。

王牧笛：只有这三条路，除了这之外，跳出“农”门太困难了。

闫肖锋：是，所以叫跳“农”门无门嘛。

王牧笛：最近看《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报道说，现在城里家长找幼儿园，都考虑哪个幼儿园的艺术课程培训比较全面、师资力量比较强。报道中的一个叫来自河北农村的乐乐的妈妈，她在考虑什么事呢？她考虑的是哪家幼儿园收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