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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请别人吃饭，如果吃不花钱的饭一定吃个肚歪。因为知道他这个习惯，所以每次吃饭包括上次在烤鸭店吃饭剩下的菜全给他打了包。
大刘这个人,表面上比较冷淡，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据潘全贵说他外面还有买卖。他因为自己的父母亲都是老革命，根子比较硬，所以敢说话，有时候连辛处长的帐也不买。
但据吴梅讲：辛处长很豁达大度,也不怎么计较，上次省大检查办公室需要人手,辛处长主动找到局领导，郑重地把他奉为全局的业务骨干，不吝词色地夸了他一通，最后依依不舍地送了出去。然后，又去跟局长要人，所以，学圆才分配到了这个处。
潘全贵这个人据吴梅讲，消息灵通，神通广大，局内人送外号“小灵通”。他的父亲是个老工人，母亲是个家庭妇女。
文化大革命中，他父亲是个逍遥派，哪派也没有参加，两派闹革命，他父亲在家闲的没有事情做，每天拿一把大扫帚打扫院子和胡同。
一个寒冷的冬天，夜里飘起了雪花，早晨起来，院子内外已是白雪皑皑，银色的世界。
老潘急忙起床去扫雪，在胡同里看见一个老太太扫街时被雪滑了一跤，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披散在地上，沾满了雪粉，分不清是白雪还是白发，两只手撑着地正费劲地往起站。
老潘急忙赶了过去，上前搀住老人的胳膊，用力把老人扶了起来。他问清楚老人的住址，搀着胳膊一步一步把老人送回了家。
老太太躺在床上千恩万谢。老潘问她：这么大岁数了，干嘛不好好在家休息，冰天雪地的还去干活，万一摔坏了怎么办?老人叹了一口气告诉他，自己是省政府一个部门的领导，老伴被关到牛棚，孩子们去插队了,她在街道接受劳动改造，身边无人照料，日子过的很艰难。刚才是连累带冻，眼睛一花，所以滑到了。
老潘觉得她太可怜了，叮嘱说:“你在家好好休息吧，大冷的天别再冻病了，我替你去扫雪。”老人害怕街道的造反派找她麻烦，颤颤巍巍地还要下地去扫雪。
老潘拍着胸脯说:“扫雪的事情我来干,我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造反派知道了我去和他们说。”老人眼里含着泪花，问了他的名字和住址。
这件事情过后，老潘隔三差五的就到老人那里去看看，还让潘全贵帮助做一些买煤、买大白菜等家务活。另外，街道上还有一些老干部被**了，看见他们，老潘也总是关心的问候几句，家里没有孩子的，也让潘全贵去帮个忙。
俗话说的好，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听惯了造反派呵斥的这些老干部，看见潘全贵父亲的笑脸，听见他嘘寒问暖的问候，都从心里特别感激他。
打倒“四人帮”之后，老干部陆陆续续恢复了工作，潘全贵的父亲看见这些老干部家门口车水马龙，和过去那种门可罗雀的景象大相径庭，就很少上门，渐渐地联系也少了。
后来，潘全贵的父亲为了让潘全贵进工厂接班，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闲不住，还是经常拿把扫帚在胡同里搞卫生。
一天潘全贵的父亲正在清扫街道,正好遇见出来晨练的老干部，一看见潘全贵的父亲,老人激动的走过来和潘全贵的父亲拉开了家常，并问老潘为什么现在不去串门了？
老潘说：现在照顾你的人多了，用不着我了。老干部说：雪中送炭的事情一辈子也忘不了。临走时，老干部问老潘有什么要求，老人说自己一个退休的人了，也没有什么要求了，不用惦记自己了。
恰好潘全贵过来叫父亲回家吃早饭。老干部和他也熟悉，就问潘全贵现在哪里工作?潘全贵说：自己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当了工人，就是工作太累了。能不能请阿姨给找个好工作。
潘全贵的父亲当场呵斥他，不要给人家增添麻烦。老干部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简单地问了问潘全贵的情况。
过了十几天，老干部的秘书突然找上门来，告诉潘全贵已经通过关系，把他从工厂调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市场管理局。
当时，潘全贵的父亲不太同意，认为又帮助人又求回报，好像当初自己有所图，而且自己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潘全贵坚决要去，潘全贵的父亲拧不过潘全贵，也就同意了。
潘全贵从工厂刚进机关，对人说话时总是满脸堆着笑，点着头，哈着腰，一团和气，大家对他的印象也非常好。
潘全贵知道自己命运的转变是这个老干部给安排的，所以，他到了市场管理局以后，往这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家里，腿跑的更勤了，叔叔、阿姨不离口，伯伯长、伯伯短的叫的特别亲，逢年过节，更是大包小包地去看望打点。时不时地打听一些当时还没有对社会公开的消息，然后到局里来散发。
这些老干部有的时候也让自己的孩子拿着礼物来单位看望他、感谢他。潘全贵送走了客人，就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这是某某领导的公子、这是某某领导的女儿，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时间久了,局内上下都知道他路子广，有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