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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文在这所学校读小学。每天早晨，他都要在家里磨蹭到七八点才慢吞吞地朝学校走去，很多时候他都是踏着上课铃声走进教室的，如果老师已经在教室了，他就会挨骂，有时去的更晚，老师就会罚他在外面站着。他一个人站在教室外，手里拿着书本，头抬看着天，一双深邃的双眸不禁让人看到心疼，凝集着万般情愫，或爱，或恨，或哭，或笑，可是，却不会有人能懂。而相反的是，人世间有太多的感情，我们不是不能懂，只是愿不愿意去懂，仅此而已。
不过，迟到在袁子文看来，他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相反，这倒成了他个人的一种风格。在那个不大的学校他竟然能让一帮教师闲来无事作为谈笑的材料，因为根本找不到一个人能跟他一样，每次都在上课铃响起的时候走进教室，要么就是毫不犹豫的迟到，一点也不带争议，这比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还要目的明确。
混学前班的时候，袁子文喜欢在数学作业本上写一些简单的加减法，从一加一等于二一直写到一加九十九等于一百，数学老师也就在这些算术题后面画上对勾，而且还加上个一百分，这在袁子文看来是很值得炫耀的，因为他没有数学书却可以拿到这么多红色的对勾，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别的同学见此，也纷纷效仿，几天后，惹来老师在班里大发脾气，当然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袁子文了，数学老师对此是一清二楚，于是在班里批评了袁子文，袁子文虽然顽劣了点，但是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心里边有些无地自容，不过被批评过后，一下课，就和一帮学生打作一团，自然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不高兴，怪罪别的同学模仿自己让自己被老师批评，当然，别的学生都是哈哈大笑，也有说其自作聪明的。袁子文是一个严重偏科的学生，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的课文读起来比那些高年级的同学还好，这倒不是因为袁子文聪明，而是只有一本语文书的缘故。语文老师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很有出息，可是数学老师就不一样了，数学老师经常说袁子文是扶不起的猪大肠，脑袋是红薯藤熬的，袁子文不明白老师为何会这么说，因为这两个比喻他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意思，但是从老师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断然不是在夸奖自己。测验的时候，别人三加二都算的是五，袁子文得出的答案是六，数学老师拿着袁子文的数学试卷恶狠狠地说道：“袁子文，你给我说说你是怎么算的？”
袁子文也不敢撒谎，怯怯的说道：“考试的时候卷子拿斜了，还以为是乘法呢！”这时候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当然许佳凝也在内。老师听了这话，哭笑不得，虽然没那么恶狠狠地跟袁子文说话，但还是把卷子扔给袁子文说：“九分！”袁子文听到自己只考了九分，但是觉得老师比自己还要伤心难过，因为老师的声音似乎如即将要哭出来一般，他抬头看了一眼老师，他有些后悔，觉得不能只听声音就随便下结论，因为老师的脸像烧柴禾的锅底。当时许佳凝就坐在袁子文后边，袁子文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懒得看她，心想她肯定还在笑自己，但还是禁不住瞄了她一眼，她一本正经地在座位上坐着，看着袁子文回座位。奇怪的是那次她的数学成绩太让袁子文丢人了，九十一分，加上袁子文的九分，刚好满分一百。
老师念她的成绩时还不忘说一句：“袁子文，跟你后边许佳凝同学好好学学，别人每次都能考高分，就你把整个班级的平均分都拉低了！”袁子文笑了笑。中国人什么都喜欢平均一下，以为如此便是公平的代言，便是向着**迈进。譬如某个部门公布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达到多少，接近国际富裕水平了，于是很多人都要苦笑自己被平均了。袁子文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只考九分，回到座位不忘自言自语一句：“昨晚睡觉的时候还做梦能考九十分的。”
许佳凝不经常说话，笑得时候总喜欢用左手捂着嘴，袁子文很奇怪，别人都用的右手，她用的却是左手，捂嘴的时候还要用手背。别看许佳凝不说话，袁子文坐在她前边可没少被她絮叨，上课的时候，靠在她的桌子上，她就会非常狠心地用笔触戳袁子文，不过是笔帽，下课的时候，许佳凝就会趁袁子文不注意，把她的桌子使劲往后一挪，那个时候袁子文准会摔在地上，袁子文也不哭，起来冲许佳凝怒视一眼，小拳头捏的紧紧的。许佳凝就会小心翼翼地反驳一句：“谁让你总是靠着我的桌子还总是摇来摇去。”每次听到她那婴儿般的声音，袁子文也没有底气冲她发火了。女孩子大多都有这招杀手锏，但没有像她这样运用的这么好的，漂亮的女生使用这么一招，再大男子主义的男生都会软下来，所以，女人在骂男人的时候，经常会用“软柿子”这个词。其实，男人是很冤屈的，因为男人通常是对着自己喜欢的女人扮演“软柿子”的，倒不是因为软弱和无能。袁子文也不例外，他不是大男子，因为才六七岁而已，乳臭不仅未干，而且还很湿，况且，许佳凝也是全班最好看的女生。在很多人看来，家庭条件非常好的女生大多数都是娇生惯养的公主，许佳凝的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她却不像别的女生，长长地头发永远只有一种格式，就是马尾辫，衣服的色彩永远都是淡色调的，要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