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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如钩，回望灯如旧。日子也不知过了多久，现在的袁子文整整二十岁，记忆是着实费了好大的力气的，不论时间、地点、容颜、色彩如何陌生，不管天气、温度、心情、声音如何改换，终不能忘掉走过的路，相思的情，爱过的人。它在树上写史，在土里播种，留下斑斑驳驳，留下生死轮回。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一样，只是被不同的画笔描绘着，像戏子一样，因为浓妆淡抹的釉彩，所以，才有了这角色，被扮演出来的角色。袁子文到底演的是哪一个角色，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哭过，笑过，爱过，也恨过，命里的花开，颜色在自己流泪的眼睛里，或者在流血的心里。
红色的面包车，从昏昏暗暗的黎明开向阳光尽情泼洒的不远处，近了才看清是汽车站发着的光的路灯，路灯的颜色好像发霉好几天的馒头，和不久前新闻上曝光的染色馒头事件可说是相得益彰的讽刺，小县城里的汽车站跟蒙古包差不多，小的很，袁子文抱着书包，不小心地睡着了，司机到了站才叫醒他，袁子文睁开惺忪的眼睛，啊了一声，似乎很疲惫的说着：“到了啊！哦，该下车了！”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袁子文的行李箱，袁子文不情愿的从车上下来，振作了一下精神，付了钱，他把自己抱着的书包甩到肩上，系好书包带，接过行李箱，自己一个人拖着箱子进站，司机的车子突然间的启动把他吓了一跳，他朝司机望了望，又笑了笑，然后接着走。
看看手机，时间是早上六点五十，昨天说好的，今天三叔会来车站送他去学校，早已期盼已久的大学。七点半的车票，时间应该也不早了，三叔也没来，袁子文有点急，天气好像有点阴沉，似乎要下雨，他打了三叔的手机，一遍一遍都没人接，这时，远在浙江的爸爸打来电话问袁子文现在怎么样，袁子文有点想哭的冲动说：“三叔的电话打不通，车快走了！”。电话那边的爸爸也很急，可是却无能为力。爸爸说：“今天去不成就不去了！”。后来，爸爸也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三叔，最终还是找不到人，但袁子文最终决定还是上了车，没有听爸爸的话。
记忆之中，路永远是狭窄而弯曲的，一到下雨天，那么泥泞不堪；每天早晨都有鸡鸣狗吠，然后见着的是一群戴着草帽扛着锄头的庄稼人；在袁子文心里，最钟爱的地方，莫过于田野里的花虫鸟语，河面上的烟波雾云。
什么是车水马龙，什么是流岚虹霓？这似乎只能在电视中才能见得到。他，一个生长在二十世纪末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曾对连环画爱不释手，曾对做游戏情有独钟，在踏上汽车向另一个城市进发的时候，突然间想起，自己曾经趴在窗前，想象着外面的世界。
很少出过远门的他，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尽管暑假的时候曾去过北京，但这一次有些彷徨。从家乡的小镇高中毕业以后，袁子文这次要只身来到他梦中的大学，走的时候，在浙江的家人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即便上了车，还是能听见电话里说：“子文，到了之后一定要给爸妈打电话，听说北方很冷，衣服带的够不够，车上要注意点，在路上要……”。
家人要袁子文每隔半小时给他们发一条信息，告诉他们自己是平安的，那一刻，家的温暖在袁子文心头荡漾，周身全是温馨的感觉，那一刻，他也暗下决心，在大学，一定要努力学习，回报爸爸妈妈。
天还是经不住温度的诱惑，温度一个不经意的凉，天就哗啦啦的下起了雨，就像生活在繁杂世界里的人，即便一丝不挂，也总觉得穿着很多衣服，很重。
车子里的人或许早晨都起来的比较早，看着都是一副很累很累的表情，袁子文似乎也被感染了，本来朝向窗户的脸只是稍稍回头看了一下众人，憔悴的样子就露了出来，袁子文是看不到自己的憔悴的，他只是感觉别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手还是不安静的翻倒着书包，进站的时候买了一本杂志，留着在车上看的，袁子文随便的翻着书页，完全不能定下心来自己到底要看哪一部分或到底寻找什么样的内容才适合自己现在的心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显得无所适从，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累了，然后，似乎放弃了自己，放弃了整个世界，放弃了一切关联存在的东西，闭上眼睛，倒在一条石凳上，倒在所在的车厢里，或是路边，也或是一块可以躺下睡的地方。袁子文很无聊地将杂志塞进书包，把头埋在书包里，也瞌睡起来。
中间袁子文也醒来过几次，但还是醒了又趴下，趴下又醒来，五个半小时的车程，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度过的，而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是迷迷糊糊降临到这个世界，然后稀里糊涂离开这个世界而已，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生下来的，而什么时候走的却留给后人念叨。
提着厚重的行李从终点站下车，说真的，猛然间，袁子文心里特别紧张，而且带着害怕，他不知道往哪里走，就像被人拖拽着一般，跟着行人在人流中穿梭，有时还有陌生人前来搭讪，他连理都不敢理，也听人说过，碰见那些拉客的莫名前来问路的人，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理不睬，要么就一句话：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