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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德看了看坐在桌上的人，平静地说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这是一个好事。”
“本来就是好事，当初看你把别人张学良给骂得那个样。”叶茗得理不饶人地说道。
看着胡立德没有说话，叶茗自得地说道：“张学良能够放弃个人的名利，顶着全国的骂名和讨伐做到这一步，还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他的初衷是好的，事情的结果也是好的。你不是对共产党有期待吗？你看，共产党这下不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来抗日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不是开启了吗？”
“好啦，是我错怪了张学良、杨虎城。”胡立德向叶茗认输。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全国民众的期待，当然也是胡立德等人一直的期待。
其实，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是由国内国际大气候所决定的，当然也与蒋委员长这些年个人的经历决定的。在民众眼中，蒋委员长回到南京，这一事件就算和平解决。然而，就如西安事变发生一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远非一般民众眼中看到的和平解决那般简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历史潮流与当前形势所决定的。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总理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原则，在上海发动政变，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公开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此开启了以国民党主导，长达十年的国共两党内战。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的工作重心却是围剿中国共产党。而对于日军侵占东北，国民政府、国民党极力推行“不抵抗政策”，却把和平的愿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英法控制下的国联，希望国联公断、希望在英、法、美等列强的调停与主持公道。然而，国民党并没有期盼来国联和列强对日军入侵东北公允的干预。当年十二月，国联调查团在东北一行简单调查后做出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荒唐裁判，中日双方都表示反对，日本并借此宣布退出国联。令全国民众感到失望与困惑的是，就在国联调停的时候，日军军队悍然占领东北全境，并在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九日，扶持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三高官达十四年之久的殖民统治。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由于大片国土沦丧，国内抗日声浪高起，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一时间蒋介石成了众矢之的。
民国二十一年，日本人入侵东北攫取了巨大得利，为了转移占领东北的国际视线，在上海又挑起“一二八事变”，点燃了上海战火。在这一事变中，驻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然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却制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应对策略。在这一场战争中，以国军第十九路军3.3万人为主体的五万国军，在人数和装备均处于劣势的前提下，抵抗日军9万之众的侵略，时间长达三十三天之久，最终以日军伤亡1万余人，我方伤亡1.4万人结束。由于上海的战事直接影响到世界列强在沪、在华利益，在英、美等列强的干预下，这年五月五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上海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国民政府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扎设防；同时，将扬子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列强共管。
这样一来，短期内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后，再一次没有经过正式宣战，通过军事行动对国民政府不断施压，又一次攫取了上海的利益，实际了对上海领土的实际占领。日本这种海盗与赌徒心态，接连得逞，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野心与狂妄心态。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激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被愤怒的抗议群众打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于五月九日发出《反对国民党淞沪协定通电》，号召民众起来进行自己的战争，保卫中国主权与领地完整。而对于日本来说，这次淞沪战争成功转移了国际视线，试探了列强对其侵略行径的反应，扩大了日本在沪利益。当然，对日本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利益重心仍然在东北，因为东北成为了日本战略缓冲区、战争物资基地以及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日军又乘民国内战之机，调动重兵从东北西行南下，占领热河全省，冀东二十二县，直接进犯长城沿线，进逼平津。当年六月，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至此，直接导致长城抗战失败，民国又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二十二县的领土，中国北方门户完全洞开。在此期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在英法等国姑息与纵容下，日本依托在东北攫取的巨大战略资源，疯狂扩军备战。
继《塘沽协定》之后，日本方面准确把握了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政策，制造了“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兼伪‘满州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在日租界被刺杀”事件，日本关东军借机越过长城，指责中方破坏《塘沽协定》，以此逼迫国民政府，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