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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躺了二天，才有了一些气色，看见案头上的奏折已经堆积不少了。但是，他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了，最后只能传旨，宣懿贵妃来念，他在一旁下口谕。
懿贵妃听到皇上宣她，心里格外的高兴。但是来了以后，知道只是让她帮着批折子，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但不管怎么着，算是能见到皇上一面了。
咸丰让人专为她设了一面小书桌。从御书案上将皇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先理一理。把那些“请圣安”的黄折子挑出来放在一边，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一共是三十来件。
然后再清理一遍，把没有做下记号，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批十七件奏折，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什么事！
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皇帝批答本章，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语中挑一句，诸如“览”，“知道了”，“该部知道”，“该部议奏”，“依议”之类。
而就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咸丰现在也没有心思亲自动笔，只在奏折上做个记号就行了。
喜欢揽权的懿贵妃，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才能把这个能够细知机密的工作，拿到了手里。所以她代为批答，更注意的是，皇帝看过，未作表示，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
往往在那里面的陈述，才是正在发展中的军国重务，她想了解内外局势，熟悉朝章制度，默识大臣言行，研究驭下之道，懂得训谕款式，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
皇帝的亲信近臣，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肃顺，因此一再秘密进言，说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政事。
其实，她是在趁机学习政务。对于大清的皇位，没有谁比她现在看得更清楚的了，也许一年半载，至多不出二年，她今年才五岁的儿子——皇长子，也就是皇帝眼前唯一的儿子载淳，将会继承大统。
她必须想着怎么帮助儿子治理好天下，绝不能把大权拱手让给肃顺他们，绝不！
这时，他看到了一份恭亲王的折子，说的是有关夷人事务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外国之间向无经常的外交往来，因而，在清朝中央政府体制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仅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分管所谓“朝贡”事务。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清政府设置五口通商大臣。这是以钦差身份领职的兼差，名义上办理通商事务，实际上承担战后处理外交关系的重大任务。
可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交涉广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的处理外事惯例显然不合时宜了，既非专官亦无专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胜任外务。
因此，奕訢在奏折中指出：“近来各路军报联络，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迟缓，未能悉协办理。”
西方列强，为保障既得利益并谋求日后的扩张，也十分不满我大清朝的外交处理办法。
奏折通观全局，首先回顾了清代夷祸的经过，接着他们认为夷人志不在攻城掠地，与前代战争并不相同，如果以信义加以笼络，可以驯服。
进而，奕訢等人分析了农民革命、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又提出了综计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御侮，譬如蜀之待吴的策略思想。
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同西方列强侵略者给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较：“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从而提出了“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战略目标。
最后，奕訢等人提出了贯彻其外交方针的六条章程，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各省办理外交事件互相知照。
以免歧误；以及令广东、上海选派四名懂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来京差委，各通商口岸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报纸按月咨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便了解夷情等具体措施。
懿贵妃看到这里，心里想着：恭亲王好大的胆子啊，这不是明摆着要夺军机处的权吗？想到这里，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肃顺手里，以后的结果。
肃顺虽不是军机大臣，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怡亲王载垣，肃顺的胞兄郑亲王端华，倚肃顺为灵魂。穆荫、匡源、杜翰都仰他的鼻息。
资格最浅的“打帘子军机”焦祐瀛，由军机章京为军机大臣，更是肃顺的提拔，这样，他们还不是都照肃顺的意思，一定会驳了恭亲王的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