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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之间一定会有某种事情发生。后来我知道，她叫柳青。
我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等那个外国人的到来。
临出学校的时候，我和那个外国人通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住香格里拉，七点钟会在房间里等我。的士快到紫竹院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话号码指示他住的饭店在朝阳区，他所说的香格里拉不是常说的紫竹院以西的香格里拉饭店，而是由香格里拉集团管理的中国大饭店。的士掉头奔大北窑，一路堵车，到中国大饭店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那个外国人不在房间里。我急着要看小说，而且要对姐姐负责，再说也不想把死沉的草莓糕带回去，我决定在大堂等。
中国大饭店的大堂和别的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没什么两样：门口北洋提督打扮的门卫，拿破仑时期法国士兵装束的行李员，大堂里金光闪闪需两人合抱的柱子，走来走去、旗袍衩儿开得老高的服务小姐，英俊而呆傻的保安，牛逼烘烘、一脸假笑的大堂经理。
大堂里供客人休息的地方分两部分，中间用隔断和绿色植物巧妙而清晰地隔开。一部分大红地毯，小圆桌上细颈花瓶，斜插一枝半开的新鲜玫瑰。旁边一块空地，一架乳白色钢琴，琴前小姐一袭白衣，一肩黑发，尽心尽责地“乒乒乓乓”弹着什么。身材高挑的服务生穿梭走动，摇曳生风，你坐在矮矮的圆沙发里，可以不经意地瞥见旗袍前后两片有节奏地开合。
这部分是有最低消费的，也就是说首先你必须愿意花三十元喝一杯品质不逊的自来水饮料。喝半口之后，身材高挑的服务生摇曳生风，称你一声“先生”，问你要不要再添点儿什么，看你到底傻到何种程度。
我坐在另外一部分，等那个外国人。这部分鼠青色地毯，鼠灰色座椅，茶几上只有塑料烟缸，一位身穿鼠蓝色制服的老年妇女间或来换烟缸，不是出于尽心，而是怕随手扔下的烟头伤了地毯，时刻提醒一下烟缸的存在。
一个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椅子上，仿佛也在等人。我们习惯把女人叫作女孩，这个女人却怎么说也不是女孩了。
我对一些神秘过程充满敬畏，比如，人的感知。好些本书，都挺有名的，看了、忘了，没有任何感觉，仿佛每天的三餐，吃了、拉了，身体似乎毫无变化。但是，间或一两行云飞雪落的字句却会让我魂飞魄散，就像半杯牛奶就会让我的肚子翻江倒海，我天生缺乏乳酸脱氢酶。
比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如今是一样的月夜，身上还是那件她靠过的衣服，上面还有一颗扣子是她缝上的，几年前的那天，她是怎样笑的？怎样一种甜美？她吹箫的时候，头发是怎样向两边仔细分开，露出清晰的发际？她低头的时候，迂回过衣领，我看见的是不是半抹乳房的痕迹？不能想下去了，千年前的字句，如今还是看得心里胀胀的。我从我的初恋那里最后一次骑车出来后，就再也不敢听那首《晚霞中的红蜻蜓》，“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呀？少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怕自己听了之后，想打电话，问问她，知道不知道答案。
那个女人就简简单单地坐在离我不远的椅子上，却不容分辨地让我心神不宁，我觉得莫名其妙，继而惶恐起来。我用尽全身力气，装作色眯眯地盯着远处摇曳的旗袍们。但是那个女人还在我眼睛的余光里，简单而固执得像一个阴谋，我似乎知道为什么说有些人是危险的了。她穿了一套蟹青色的套装，白衬衫，紫藤图案镶领边，泪滴形的紫晶耳坠，意象中似乎明朝成化年间的青花瓷器。头发齐肩，眉眼清楚，说不上哪点儿特别好看。脸仔细做过，细节经得起推敲，粗扫过去又没有什么刀笔痕迹。我对衣服料子、女人弄头发或是做脸的汤汤水水瓶瓶罐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无所知，总感觉那是些艰涩隐奥的学问，比有机化学、结构化学等等难多了。但是我知道这种经意的不经意，最见功夫，最耗物力。姐姐总说，除了一张恶嘴之外，我还有一双很毒的眼睛，知道好坏。她出国以前，酷喜逛街，“衣食住行，行头最重要”。她的新旧情人都不方便的时候，她会强拉上我，我眼睛随便扫上去觉得不错的东西，都会让她的小胖钱包瘪成小老太太卸了假牙的嘴。“看来还得出国，挣些洋钱。”姐姐感叹。
那个女人不紧不慢地抽着一支烟。有些女人偶尔抽烟或讲一两个脏字，云飞雪落的一两点儿风尘气，能让人莫名地兴奋，所以男的会间或怂恿她们，仿佛用筷子蘸了白酒，点小孩子的嘴。打扫卫生的大妈肯定没有这种低级趣味，大妈换过烟缸，在吸烟女人看不到的时候，露出很厌恶的表情。老人们似乎都认为，男人抽烟，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写论文，写报告，考虑国家大事儿之类，而女人抽烟，不是在想招男人便是在想念老相好。
那个女人忽然把手里的半支烟摁灭，起身向我坐的方向走过来。
“这儿有人坐吗？”她一指我身边的椅子，问我。她语气平静，声音挺好听的，像是呼机台某些训练有素的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