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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余真到阅览室上网，特意搜索了一下胡的资料。在几篇记者访谈里，他很文学化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母亲是民办教师，父亲是农民。有一个妹妹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病饿而死。当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一中，雄心勃勃做着大学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梦想破灭。回到农村。他的家庭因有一个台湾表亲而被定为历史不清白，参军、造反都没有他的资格。种田、修大坝、挖矿、砍柴……熬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他进了北大。从此宝剑出鞘，所向披靡。
他是一个少有的聪明人。当然。看他偷情的方式就知道。她拒绝了他，但他做得不错。从进攻到收手。
他一点儿细节都不少，但也不浪费。小两轮的女人，八百块钱的本儿，连升三级的速度，迟早都会得逞的气焰……咄咄逼人，又切中七寸。主动，且有尊严。是的，他有尊严——即使是偷情，也和尊严有关。
偷情。是的，这是偷情。她想偷情。偷情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是对婚姻的羞辱，对丈夫的羞辱，是对自己的羞辱。是自己和丈夫之间的互相羞辱。是情人对丈夫的羞辱，情人身体对丈夫身体的羞辱。也是情人身体对自己身体的羞辱……总而言之，就是羞辱。是的，羞辱。但她想偷情。她想要这羞辱。不，性本身对她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这是一件坏事。第二，他是个好玩的人。第三，此时的她恰恰就想做好玩的坏事。第四，她曾经是个无比好玩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年过三十的已婚女人，她既不能杀人越货抢钱放火，也不喜欢嚼舌告密升官发财，她不能裸奔，不能发疯，不能骂人，不能打架。她能做的坏事，除了偷情，还有什么？
最合适的方式，也最让她愉快的方式，似乎只有偷情。
一切看起来都不错。可她却是这么渴望与一个老男人偷情。而她的偷情也许不同于任何女人的偷情。她想在这偷中把什么东西找到，同时再把东西丢掉。
回到房间，冲了个澡，电话响了。是胡。他问余真在干什么。余真说在看电视。“看到我的经历了？觉得怎样？”余真怔住。她上网时阅览室里并没有别人。“你走后，我也去上网了。我们用的是同一台机器。鼠标上还有你的余温。”他笑。那他一定是查了她的上网记录。余真的脸烫起来。她还看了一些格调不高的花边新闻和色情图片。仿佛被他剥光了衣服，一瞬间，她想把电话撂掉。
“别挂。”他笑，“你看的那些图片太小儿科。回头我推荐给你几个料更全的网站。资源共享，好不好？”“你也看？”“我也是人啊。”他们大笑。他又问说是否觉得他的经历很特别，对他来说，最大的财富就是过去的那些苦难。余真说每个人的苦难都是财富。他说那你也有财富吧？把你的财富亮一亮。余真说我不喜欢亮富。他叹口气说：“这就叫我在明处敌在暗啊。”
他讲了不少自己的事。他讲的时候，她只是默默地听着。当然，她最感兴趣的，他讲得也最多的，是女人。
没错。他说：我喜欢女人呢。从有性意识开始，我就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欲望。我的青春期有两大饿：一是肚子饿，二是肚子下面饿。可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还互相激励，共同折腾我。你在网上看到了吧？我妹妹就是那时候饿死的。那天你们吃红薯吃得热火朝天，问我为什么不拿一个，我不想说。就是那时候吃得太多了。蒸红薯，煮红薯，烧红薯，红薯干，红薯粉，红薯面，不仅吃红薯，还吃红薯叶。红薯叶吃得比红薯还多。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猪的生活。我妹妹六岁那年，我十三岁。爸爸妈妈去公社挖胜利渠，不准回来。我们俩就整天饿着。妈妈每天深夜会偷偷地跑到家，给我们煮一点儿野菜粥，带上她在工地省下的一个馒头。但我妹妹没熬过去。没熬过去。她死了，我们卸掉了她的小床，用床板给她钉成了一副薄薄的棺材，让她继续睡在那上面。她死的时候，我很难过，可我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不能说的高兴，我想，以后就不用给她分馒头吃了。我可以吃整个儿的馒头。整个儿的。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文革”开始，一切都没用了。我回到农村。成分不好，什么风光的事情都没机会，我只有种地，砍柴，替我爸爸这个“黑五类”扫大街。整整十年。这中间我结了婚。是二十七岁时结的。和一个寡妇。没办法，太想要一个女人了。那时候我很瘦，很小，很丑，我曾经留下来一张照片，自己都觉得自己委琐。像一只老鼠。没有正经女人看得上我的。她们看不上我的原因还不只是我的外表，最主要的是我的家庭。没地位，比老鼠还贱。所以想多了，我就不想了。我只有自己躲在梦里，每天在梦里去想女人。如果偶尔有一次和真实的女人接触得很近，我就会很激动。我观察过夜晚的小鸟，它们总是紧紧地聚在一起。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如果人要是一只只鸟就好了，那就会有人愿意和我挨在一起，给我的肌肤解解渴。后来，我主动请求去生产队喂马，你知道为什么吗？
兽交。余真的脑海里一下子就闪过这个词。
你是不是想到了兽交？他哗啦一下子笑了：别把我想得太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