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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过后,家里人给袁子文买了一部手机,除了发短信打电话几乎什么功能也没有的那种。袁子文不想去爸爸妈妈那,虽然自己是父母的儿子,去了不免也有羊入虎口的感觉,索性整理几件衣服,然后带上平日里的日记本,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去北京,爸爸妈妈起初是不同意的,但听袁子文说北京有同学,而且到时候晚上也有着落,便也不再担心。袁子文自然十分高兴。
袁子文在北京随便找了一份工作先干着。因为很少出过远门,从北京下了火车,觉得有些分不清方向,而自己方向感本来就很差,在地下室里根据出口的标示一直走,箭头的方向一会儿朝左,一会儿向右,像被人打着巴掌的脸,一会儿左偏,一会儿右移,袁子文都有些犯糊涂了。虽然难得糊涂是件好事,但这个时候还是不希望如此。之后看见一个警察在帮人们指引路线,袁子文也就上前去打听,警察跟袁子文说的全是南南北北东东西西,袁子文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己只能分清上下左右,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毕竟那位警察说的还很认真,袁子文也认真的听,不过是装的,跟在学校上课一样,在下面坐着,尽管面朝黑板,但毕竟不是面朝大海,不能春暖花开,所以虽然聚精会神,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瞌睡,其实,心早就飞出了窗外。几个左冲右突,像夜袭的人进了蒙古军营,袁子文又回到了原点,粘合剂一样被拉回。最后实在没办法,就跟着一群和自己在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漫无目的的走,走出去之后才知道,搞了半天自己竟然是在地下室,来到公交站旁又是一脸的茫然,不禁感叹:“这哪里是南哪里是北啊?”想着北京从北平进化而来,终放不下那个“北”,字,这回自己手足无措,也跟“北”有了交情,只不过是败北。没办法,袁子文借着买点面包的机会问了一下售货员,结果她开口也是东南西北,袁子文有些急了,连忙说道:“你就说上下左右吧,东南西北我也听不懂的!”
那售货员一听,笑了起来,说道:“你是南方人吧。南方人方向感好像都比较差。”
袁子文满是不好意思,后来终于搞清了自己的位置,没想到出趟门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这里面好多事儿呢!好在快到天黑的时候,终于找到一间房子,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袁子文的第一份工作是种花,听起来还是一件比较雅致的事情,不过真实的情况袁子文却不愿对人讲,觉得挺没面子的。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觉得清洁工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但是却没多少人打心里愿意自己做清洁工作一样。备受尊重的人可能做着最卑贱的工作,这算是整个边角社会永恒不变的定律。袁子文也想成为一个备受世人瞩目的人,也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足迹,可这只是想,说出来是要被人耻笑的,别人只不过会觉得你是一个疯子,一个大言不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而已。
袁子文此刻能算得上的,是一个花奴。每天就是给花浇水,然后坐在塑料大棚里,双手在小山似的肥料中捣鼓,把那一株株带刺的花苗放进小盆里。玫瑰花虽然漂亮极致,但她的刺并不适合用来表达爱情,它只会扎的手痛,然后心也跟着痛。
干了半个月,每天都是五六点起床,下午五六点回到家,第一次觉得学校的放肆和任性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但是一想到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说教,还是要抱怨几句,还是很气愤,不相信自己连这点艰难就害怕。半个月的工资,够付房租费,除了自己的吃饭,剩不了多少。心里计算着,这些天除了辛苦,虽然没得到什么,但是很值得。有些东西并不是要用等价交换才能显现其价值,门当户对的婚姻,如果没有爱情,不过是一场交易。在这个经济社会,一切都讲求价格而不是价值,生命有时也不过几万块钱,算来人活一天就值几块钱而已。
袁子文不想自己被标价,自己还有青春拿的出手,如果年轻人缺少了理想主义,缺少了完美主义,那么拥有再多也没多大意义。
爸爸打电话跟袁子文说舅舅在北京打工,让袁子文去那里,而且已经联系好了,袁子文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了,因为对于自己目前的情况,袁子文并不看好,不过后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个不小的错误,因为这一次不是种花,而是打扫卫生间。晚上一个人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蜗居着,真想突然之间从这个世界消失掉。和袁子文一块干活的大妈是袁子文的老乡,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遇见老乡,真是一件令人悲喜交加的事情。每天大妈带着袁子文打扫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卫生间,大妈告诉袁子文该怎么做,腰间别着一条毛巾用来擦盥洗台上的水渍,袁子文一时间突然觉得生于穷苦的乡村在此时是一种幸运,尽管有些尴尬,甚至觉得有些羞耻,但是一天天还是坚持着将这些事情做完,每次自己一个人在休息室坐着的时候,都觉得犹如芒刺在背,把休息室的门紧紧关着,生怕经过的人往里面看,哪怕并不认识。
有些事情,不是自己不能做的,只是,是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下午阳光还很精神的时候,袁子文和一位大叔在楼外大门口洗地毯,大叔不知是感叹还是批评,一直对袁子文说做什么不好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