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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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卿卿如晤》冠以N.W.Clerk之名首次出版时，一位友人送我此书，我带着极大的兴趣，以旁观者的角度读完了它。那时，我的婚姻有好些年头了，还有三个年少的孩子，因此，见路易斯为妻子的逝世如此悲恸，我虽然深表同情，但毕竟，这种不幸离我自己的经历很遥远。我无法有太深的感触。
许多年后，我先生过世，另一位友人再次送我《卿卿如晤》，我也再次捧起此书，期待着能获得比第一次阅读大得多的感动。部分内容深深触动了我，但总体而言，我的居丧经历和路易斯的大不一样。当C.S.路易斯与乔伊·达韦曼（Joy Davidman）结婚时，乔伊尚缠绵病榻，路易斯很清楚自己娶的是一个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女人。即使后来她的病情意想不到地好转，又捱过了数年的缓和期，但若与我这40年之久的婚姻相比，路易斯的婚姻之旅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应邀去赴婚姻的盛宴，但刚尝了几分样品，筵席就无情地撤离了。
另外，对于路易斯，爱妻突如其来的失丧，导致他信心的极大衰退：“神在哪里？……当你迫切需要祂，而所有其他的救助都山穷水尽无济于事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一扇当着你的面砰然关闭的门。”
但是，在走过漫长而美满的婚姻之旅后配偶才过世，情形则大不一样。在我先生弥留之际和离世之后的那段岁月，反而可能是我最深切地感受到神的存在和力量的时候。但这并不能抹去心中那份悲恸的感受。心爱之人的死亡是一种隔绝，但当两人结婚后，就必须接受其中一方会先另一方而去这一事实。当C.S.路易斯与乔伊·达韦曼结为夫妇，她会先他而去，这早是意料之中的事，除非又飞来一场意外的横祸。他伴着死亡对她的召唤迈入婚姻，并使这场婚姻成为爱、勇气、自我牺牲的卓绝见证，与之相比，一个人经过了美满的婚姻，享受了丰富的人生后，才寿终正寝，则是生老病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在居丧的日子，读《卿卿如晤》，让我明白悲恸的每一种经历都是独特的，但又有某些基本的相似之处：如路易斯提到那种怪异的恐惧感、忍气吞声、健忘症。或许所有信徒都会像路易斯一样，对那些将任何悲剧都说成是“愿主旨成就”的人畏而远之，好像慈爱的神是为着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好处，才会让这些事发生。他无法忍受那些谎称死亡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但我们大部分人都如此认为，无论我们的信心是否坚固。C.S.路易斯与我也一样经历了记忆失丧的恐惧。没有一张照片能逼真地重现心爱之人的笑容。偶尔，瞥见一个在大街上行走的路人，一个活生生又蹦又跳的人，都会勾起我们一连串的真实回忆。但我们的记忆，虽然是那么地珍贵，却像筛子筛糠一样，不可避免地在遗漏，在流失……
像路易斯一样，我自8岁起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一吐胸中块垒再好不过了；这是一种消除自怜自艾、自我放纵和自我中心的方式。当我们在日记里奋笔疾书时，是不太会顾虑到家人或朋友的。我很感激路易斯在他的日记里坦诚地展现了丧妻之恸。因为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悲恸之情是神所许可的，是正常的，也是合宜的。面对亲人丧亡而产生的这种天然的情感反应，基督徒不应加以排斥。另外，路易斯提出了我们都会提的问题：当我们所爱之人死亡，他们去了哪里？
路易斯这样写道：“我向来都有信心为其他死者祷告，即使现在，仍有信心。然而，当我试着为H（在日记中他称乔伊·达韦曼为H）祷告时，竟然踌躇不前。”我相当能够体会这种感觉。所爱之人已那么深那么深地融为我们自己内在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旁观者清，远距离视之的。我们如何为已成为自己心灵的那一部分来祷告？
我们没有任何答案。教会对待死亡的态度仍然处于哥白尼之前的时期。描绘天堂和地狱的中世纪画面还没有被更现实或更温馨的图景来取代。可能，对那些深信只有按他们的方式思考的基督徒才能得救上天堂的人，这种陈腐观点已经足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并非是一个只关心他自己那一小群救赎子民的审判之神，而是一位有着更长阔高深的爱之神，我们对祂有更大的渴求，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信心的飞跃，相信那些因着神的爱而受造的人必不被丢弃。神的爱不会出尔反尔，创造之，又毁灭之。但乔伊·达韦曼现在在哪里？或说，我的先生现在在哪里？这一问题不是任何牧师、任何教会长老、任何神学家能够用可证的事实及亟定的术语解答得了的。“不要给我谈宗教的安慰。”路易斯写道，“我会怀疑你根本不懂。”
信仰所给予的真实安慰并不是精神鸦片般的愉悦感或舒适感，安慰一词（com-fort）在拉丁语的真正含义是：大大加强力量。这是一种鼓励生者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一种相信无论乔伊需要什么，或任何我们所爱之人亡故后需要什么，都会得到那起初创造他们的大爱的悉心照料的力量。路易斯很明智地拒绝了那些虔诚告诉他乔伊现在处在平安之中且过得很喜乐的人。我们并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但我揣测，我们所有人仍然还有许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