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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念完小学，我便在第二年的春天进入京都府立画院。
明治二十一年，一个叔叔深深地责备母亲：“女孩子去画院学习成何体统。”但是母亲却反驳道：“这是小津喜欢的事呀。”她没有听从叔叔的劝告。
学校的校址现在就位于京都旅馆附近，当时校园周围有大片大片的花圃。
而且学校前面就有鲜花店，我们经常去那儿买鲜花写生，有时就直接去花圃里现场画画。
那时的画院生活悠闲自在，很多学生并没抱着一定要当画家的目标，就顺其自然地入学了……
还有的家长觉得“我家孩子体质弱，就让他学画画吧”。
现在的画家要是没有足够的腕力和健康的身体是从事不了这一行的，但是在当时普通人眼中，画画貌似是这种程度的“消遣工作”。所以，从这种思想里很难诞生具有一腔热血的艺术家或充满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后来从画院毕业的学生也鲜有出人头地的人物。
我们的校长吉田秀谷先生，还兼任土手町府立第一女子学校的校长。
学校设有四间教室：东宗、西宗、南宗、北宗。教室名听上去像佛教学校。说起这东宗北宗来……
东宗，学习柔美风格的四条派，主任老师是望月玉泉。
西宗，学习新兴的西洋画也就是油画，主任是田村宗立先生。
南宗学文人画，巨势小石先生任职主任老师。
北宗是苍劲有力的四条派，主任是铃木松年先生，他是一流的绘画大家。
我在北宗班学习，师从铃木松年先生。
刚入学，学生要学画“一枝花”，即描画山茶花、梅花、玉兰等。老师分发八开、共二十五页的宣纸范本，学生照着范本临摹，再上交给各自的老师检查。老师一一修改完，学生再誊抄一遍。如果二十五页的绘画考试全部顺利通过，学生就可以从六级升入五级。
到了五级，学生要画一些比“一枝花”稍有难度的画。
晋升到四级就要画鸟类、虫类，然后画山水、树木、岩石这类构图复杂的景物。最后，升入一级的学生要画人物像，完成最后这个阶段就可以毕业了。
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人物画，总是画各种人物。如果按照学校的规定，我必须按部就班地在第一阶段画一枝花，这显然不能满足我。
于是在每周一节的作画课上，我就画人物画稍稍犒劳自己一下。
读了报纸上登载的新闻事件，我就立刻描画下来，所以我每周画的人物画就像绘画版的时事解说。
有一天，松年先生对我说：
“想画人物画是好事，但是不能违逆学校的规章制度，如果你那么想画人物画，就在放学的时候来我的画塾吧，你可以借借参考资料或看看画儿。”
我听了高兴极了，一放学就跑去松年先生在东洞院锦小路开办的画塾，在那里尽情地画画，或看别人画各类人物。
当时我上的那所学校里只有一百个学生，但是吉田秀谷校长先生却在演讲时很开心地说：“画院也实现了重大发展，我们的学生终于达到了一百名了，展望日本画坛，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足见这在当时是多么稀罕的事。
不久，学校实施改革。
除了绘画课，还增设了陶艺纹饰和工艺美术的课程，这引来了正统美术派老师的强烈反对：
“我们学校没必要培养唐津烧或手工艺的职人。”
因此，老师们和学校发生了纠纷，教绘画的老师有一大半都同时辞职了。
松年先生那时也是反对派，他从学校辞职后，我也跟着他弃学了。之后，我去了松年画塾学习。
这么一来，我就不用再画一枝花、鸟儿、虫儿，可以无拘无束地继续深造人物画的画技。
当时，狩野派或四条派中有很多人画花鸟山水动物，几乎没什么人涉猎人物画。
应举派里倒是偶尔有人画，不过描写女性方面的参考画作太少了。
我一有空就四处奔走，去博物馆、神社、寺庙里欣赏秘藏画，然而能供我参考的画却寥寥无几。
“你想画的东西在京都是找不到参考资料了，真同情你。”
松年先生经常这么安慰我，他尽自己所能，借给我画稿或可供借鉴的图画。
他本身擅长山水画，所以也没有多少人物方面的参考图。
那时京都有如云社，每月举办京都画坛联合的展览会，地点就在现在弥荣俱乐部旁的有乐馆。展会的负责人从寺庙和收藏家那里借来珍品，作为参考画展出。这可帮了我大忙，我每个月必定去画展画缩图，从没错过。
只要听说美术俱乐部里有拍卖会，我立刻带着纸和文具筒奔赴现场。
到那儿后，我就求人家让我临摹那些拍卖画。我一边担心会不会打扰来看竞标活动的客人们，一边临摹。
对比曾经的种种不如意，现代人真是幸福，不论是文展(1)还是院展都会展出特别多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