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聚焦中国“农二代”(2)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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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我们现在是“龙尾”跟“龙尾”的关系。城市里的企业做的事情跟乡镇企业差不多的水平，它的管理机能会稍好，资本规模更大，因此淘汰了乡镇企业。你把农民工又一个机会也给抹杀掉了，然后你自己还是产能过剩，所以你让农民工更没有希望。所以“农二代”的问题是非常复杂，如何能够从根源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认为是政府该做的事情，不是去再建高速公路，而是把这么多钱拿来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解决产能过剩，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农民工问题自然解决。

王牧笛：其实我们探讨农民工和“农二代”的问题是在一个框架之下，这个框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二元对立，就是城市跟农村的二元对立。在这个框架之下，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工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反过来这些已经建好的、繁荣的城市，却亏待了这些农民工。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叫《充满活力的年轻引擎》，指出这些农民工推动了中国史诗般的繁荣。

闫肖锋：说得好。其实中国现在说现代化、高科技、信息化、国际化，归根结底你都绕不过中国农民问题，你说得再漂亮，这个根基你不解决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杂志社去年做了一个专题叫《都是农民》，实际上说的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建国之初，中国城镇化的比例是10%，10个里面9个都是农民，最高的北京也就是才14%，那现在的北京人是哪里来的？

王牧笛：往上数三代我们都是农民。

闫肖锋：所以你不能说先进城的这批人占好了位置，后来的人就不让进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不能在这里停留，停留的话，当成小贩、当成盲流把你赶走，这个是最大的一种亏待。去年不是改革开放30年吗，大家盘点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个人物、30件大事，但是我们觉得大家都谈漏了一个群体，所以我们《新周刊》做这个专题的时候，就给农民工颁了一个奖状。他们应该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者，我们把这个遗漏了，这是要补课的。

跳“农”门无门

生产力的提高、民营经济的发展，才是给农民工最大的机会。

王牧笛：“都是农民”就意味着，你不理解农民你就根本无法理解现在的中国。

闫肖锋：是，这里边有很多城里人的误读。比如说对农民工这个词本身的误读，开始我们对这个群体的称谓是不稳定的，一开始是盲流，后来又叫外来务工者——文一些，然后农民工、打工仔，这些称谓社会学里叫“污名化”。你把他污名化了，所以你对他赶来赶去也就合理化了，你也就心安理得了。

郎咸平：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学术单位还把这种问题给美化了，说他们过得很幸福。

闫肖锋：社科院两次的蓝皮书调查结果都是“农村人比城里人幸福”。

郎咸平：这些社科院的调查，我从来是不信的，不过我觉得很有娱乐性。

王牧笛：他们是“被幸福”了。

闫肖锋：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参照物的问题，老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之所以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奔头了。

王牧笛：“洗脚上田”发现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多了，可支配的收入有了，这就幸福了。

闫肖锋：实际上就是最惨的城里人都比一般的农民要幸福。你想他最起码一个月有300多块钱的低保，一年都有3000多块钱，你说有几个农民一年能挣3000多块钱。但是第二代农民工他就不一样了，第二代农民工他的参照物跟城里人是一样的，刚才说了，他都是参照这些现代传媒所传播的幸福标准。你再去问他们幸福不幸福，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幸福。

王牧笛：你看中国这30年，好像每一次经济的起飞都跟农民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农民在土地上获得了一种决策的权利，所以当时经济繁荣。到了90年代的时候，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离开农村了，可以进入非农行业了，于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民工潮”应运而生，创造了城市的一个繁荣。中国现在正在面临一次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城乡人口转移。

郎咸平：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一定来自于农村。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在研究亚洲、南美一些国家如何进行城市化建设，如何进行经济发展时，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那就是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就靠这些农民，把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量掠夺，给他们一个最低的报酬。比如说他给社会创造了1000块的产值，我们拿走了900钱，给他100块。那么这个900块形成了亚洲还有南美洲很多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基础，所以世界经济基本上就是靠着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起飞的。

王牧笛：而且你会看到整个所谓的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它们在城市里面允许农民拖家带口，给了他们“贫民窟”这样一个场所。包括你看雅各布斯写的那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也会对包括纽约这些美国大城市里面的贫民窟，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