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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要考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说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时的答疑。平时所有旷课睡觉、逃课泡妞的人都来了，班上有人勤快有人懒，但是谁也不傻。解剖室里少有的热闹，三十几个人散坐着，八九具被割得零落的尸体在解剖车上横躺着，两具人体骨骼在教室前面硬戳着，白先生被围在中间，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粉笔，感觉被重视、被期待、被渴望，一脸幸福状。考试前的老师就像初夜前的一村之花，在破身之前，所有乡亲都有观察圆房的动力，个头小的，还会回家搬个板凳。初夜之后，姑娘即使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都不一定有人看。白先生现在略带矜持地幸福着，像极了期待着在几个小时之后被破去女儿之身的姑娘，他身旁的两具人体骨骼仿佛都受他的感染，咧嘴笑着。
“你们问吧。”白先生说道。
“不是您讲吗？”厚朴插话。
“学校规定，不许考试前划重点，出提纲。你们有问题就问，没问题就回去，早点儿洗洗，睡吧。”
“我有问题，明天考什么呀？”杜仲坐在老远的门口，但是提问的时候，一屋子回响，那两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这不是问题。”白先生给自己点了支烟。
“有问号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观点。好些问题不是问题，是较劲儿。比如高更那幅画的题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那是热带大面包果吃撑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较劲儿。爱因斯坦反复告诫热血青年，千万千万不要想什么终极问题，想了就会把自己绕进去的。
“好，我给你答案。明天考上课讲过的。”
“讲过的都考呀？太多了。”
“谁也没期望你全对呀。”
“什么不考呀？比如生殖系统？我们高中生物也学，但是都是男女分开讲的，而且就第十二章生殖系统没有实验，从来不考。”
“我一定会考的。咱们生殖系统可是仔细讲了的。分到男尸的同学和分到女尸的同学，讲课的时候，让你们交换看过的。过去封建，妇科大夫上手术台，打开肚子，所有内生殖器官都能看，随便摸，但是平时检查的时候，所有外生殖器都不能看，打死都不能看。那个蒙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白先生说到动情，手臂禁不住一挥，顺便弹了弹烟灰。
其实，蒙昧时代远远没有过去，在几年以后，我们学习妇产科，在门诊见习，没有任何一个女病人希望被我们检查。威望最高的老女教授拿自己当诱饵：“不让我的学生看你，也别想让我看你。”并且苦口婆心，“我们医院是教学医院，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连大嫂和小丫头都分不清，将来如何为人民服务呢？十几年后，几十年后，我死了，你们找谁看病呢？你们的闺女找谁看病呢？”但是女病人就是不买账，进诊室一见我们四个全都一米八○以上的男生，扭头就跑。最后老教授只能让我们四个躲在屏风后面，没有信号，不许说话不许动，好像邱少云。等老教授安顿女病人脱了鞋、脱了裤子、在病床上仰面躺下、两腿蜷起叉开呈截石位后，一个手势，我们从屏风后面陆续钻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女病人狂叫一声，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拎了裤子就窜了出去，鞋和皮包是几个小时以后回来取的。
白先生是个很有激情的人，讲话动情时，眼底火花迸发。我完全可以想象，白先生年轻的时候多么招姑娘喜欢。第一节课讲解剖概论，白先生上蹿下跳，用古希腊文在黑板上写下阿波罗神殿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关于人的颂歌；问我们，人的拉丁文学名是什么。
白先生弹完烟灰继续说：“这次考试，生殖系统一定是重点，我不想你们将来露怯。文革之后，咱们医学院刚复校，咱们妇产科老主任问一个你们的师兄，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鸡蛋大小；老主任追问，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鸭梨大小；老主任再问，卵巢到底多大？你们师兄比了个皮球大小。老主任说，我看你还是再重新上一年吧。你们师兄就蹲了一年班。希望你们今后别这样替我丢人。”其实，这个问题有些不公平，如果问我们师兄，阴茎多长，师兄肯定知道。即使不知道，临时比画比画，也就知道了。
“颅底那些孔考不考？”
“考。”
“有一天我在澡堂子遇见内科主任。没话找话，我问他，您还记得颅底那些孔，都分别有哪些结构从中间及周围穿过。他回答说他怎么会记得。主任都记不住，说明没用。不做脑外科，不做神经内科，就没什么用。既然没用，为什么还考？”厚朴继续问。
“你吃每顿饭，之后都拉成了屎，你为什么还吃饭？你记住：学过之后、记住之后再忘掉和从来没学过、压根儿就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即使忘了，你至少还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就像你们在北大预科学的东西，你们记得多少？但是那种训练会让你们一辈子受益。那是人文关怀，那是科学修养，那是金不换的。国家、学校是把你们当大师培养，不偷一时的懒，不争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