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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到六月一日，杉村濬已探知韩王决定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书记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的真意，并诱引袁入其圈套：
郑：“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注10
袁世凯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更加相信日本顶多“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
六月二日，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袁世凯已经透出“俟接到正式公文后，即筹备出兵”的口风。杉村濬当即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所以，他今天来访，一方面是证实此事；一方面以“盼华速代戡”为名，进一步诱袁上钩：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其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童，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注11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注12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六月六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注13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注14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馁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七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注15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注16为“属邦”二宇，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注17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注18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注19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九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