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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伤害别人。我也不愿意有人因为我而伤害别人。这是菩萨戒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避免。当苗凯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只是出于保护他的心，修改了剧本，帮助他和魏东晨过关。这在当时他们和吕颖的争斗中，无法避免要伤害吕颖。考虑到她要挟在先，也许从慈悲的角度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这次，得知吕颖怀孕在先。因为我，苗凯不愿意和吕颖在一起，所以吕颖发狂，才开始要挟。这样的因果，让原本我认为可以勉强接受的事实，有了根本的倒置。更何况，可能苗凯再也不能尽到父亲的职责，那么还会继续伤害吕颖的孩子。这实在是让我寝食难安。
这么多年，我和苗凯都知道彼此的存在，但相安无事地各自活着，也许还遥远地互相爱着。爱，是不是一定要在一起，尤其是在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当然，即使我不和苗凯在一起，吕颖也未必能和他白头到老。这世上的一切事，有因，有缘，才有果。我不愿意在这个因果的链条里，变成那个最恶的因。至于他俩给彼此制造什么样的缘，之后又产生什么样的果，反而和我无关了。
爱，是女人最难解的执着。
因为这样的执着，我们画地为牢。
我不是不爱苗凯，我只是无法像吕颖那样爱苗凯。相较之飞蛾扑火，我更愿意悬崖勒马，之后，静静地退一步，笑看风淡云轻。
我们所期待的“白头偕老”，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能得到的苦。即使，没有吕颖，没有别的女人，还有伤、病、灾祸、老苦和必然的死亡。在最初的甜蜜期过去，我们会被日常的琐碎打磨棱角，陷入厌倦、疲累或者平淡的对峙关系，分开了觉得孤独，在一起觉得无聊。我是看得透的，这是修行人的基本功。我却没有做到，这就是修行人的道障。苗凯，是我的考验。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天平，天平的两端放着自己最在意的东西，不断地衡量取舍。有的人的一端放着家庭，一端放着事业。有的人的一端放着名望，一端放着健康。有的人的一端放着道义，一端放着利益。取舍之间，就是人生。不是不可以有爱情，不是不可以结婚，不是不可以简单生活。但，生活的复杂在于，我们的取舍并不是在100%的对错之间，而是在50%对50%错的灰色地带的两难。这种两难挑战的是我们最根本的价值观，那些隐秘在内心深处的道德感。这些取舍未必时时处处广为人知，但它会时时处处为你的未来铺好一条路，这条路去往何方，在你做这个取舍的当下并不知道。所以有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要相信，当你时时处处发自内心做着好事的时候，你脚下的路已经铺向了最美好的远方。这种信心，每次在遇到两难处境的时候，就遭受残酷的考验。一正一邪的自我在无声但惨烈地互相争斗，直至内心一片苍凉，放下了全部的欲望。这就是真正的苦行，而并非那些托钵而行。
在苗凯和徐瑶讨论怎么对待吕颖的时候，我倒渐渐觉得他们的方案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与我有关的，只是我心里的选择——选择无视，还是选择良知。如果是昨天以前，这个选择不会那么难，但经过了昨天，我和苗凯的关系有了质变之后，这个选择，即使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心碎肠断。在他们走后，我实在痛得透不过气，就走去了雍和宫。
徐瑶妈妈的这个四合院就在雍和宫往南步行二十分钟的地方。北京的春天，一贯风沙大，但这会儿在二环里的内城，倒没有特别的感受。我走在路上，看着已经被改造过了的我几乎认不出的胡同，不由得感伤。这样的时候，我就格外喜欢香港。香港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在寸土寸金的中环，有着最现代化最奢华的办公楼IFC，也有最古老最破旧的街市。一街之隔，可以吃著名的人均2000块的米其林三星的法餐，也可以坐在街上吃人均50块的上班族最爱的排挡。无论是办公楼还是街市，都各自光鲜亮丽或者破旧古老得单纯，但又毫无违和感地黏腻在一起，就像一杯地道的香港鸳鸯。
我曾经拿我的生命深爱过的北京，那些帝都显赫一时的古老，被一些看似干净划一的整理，变得韵味全无。修旧如旧是一门学问，不是简单地涂抹和拆改。还好，雍和宫没变。这座停放过雍正灵柩，又见证过乾隆出生的宫殿，见惯了生生死死，在无数的炮火中幸存，坦然地遗世独立。
我已经有太多年没有回雍和宫，师父年纪大了，侍者也换了更年轻的喇嘛，方便照顾他。师父已经不再担任雍和宫的住持，平时只负责佛学院的教学和法会。我去的时候，他刚主持完一场法会回来。他的小房间里，坐满了各方客人，都是专程来拜访他的。我不想打扰大家，就站在门外。这道简易的木门上半部分是一层薄薄的玻璃，我就隔着玻璃静静地看着他。他仍然身体健朗，目光矍铄，面容慈爱。他还是多年前那样，对任何来这里的客人都一视同仁地照顾开解，并不问来路，也不问归途。如果不是他，我早就自杀了吧。我虽然很久没有回来，但经常这样想。一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像一直在照顾着我，看护着我，监督着我，从不曾离开。我的心里，就常常充满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