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9章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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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