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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党起义前后，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几起几落，长期未能得以实行。
先是在一八九三年四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五月二日，举行大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不足以镇压之，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会后，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以资镇慑。袁认为，东学道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而“调兵骇闻远近，必多骚谣”。注1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十日，再次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因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未能做出决定。当时，朝王怕京城空虚，不敢派遣亲兵，故主张借兵中国。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只是怕负担军费。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皆无一人道及。因此，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
及至一八九四年全琫准起义后，借兵中国之议再起。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然而，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还是“势道”注2闵泳骏。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注3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难以付诸实行。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注4直到此时，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注5李熙更担心借兵中国，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此举棋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此时，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不断磋商此事。闵，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人物，闵请道其意。袁称：“方今东学跳梁，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国家不误而何?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将无严威，军无纪律，官校终日不为一事。兵卒出入闾里，偷财贪色，为害居民贼军在前。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待其退却，然后追讨。是岂讨贼之本意?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若使余画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注6袁还向闵表示，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
三十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向李熙进言曰：“匪徒虽难赦，然皆我民，将以我兵剿之。若惜他国兵诛讨，我民心当如何?民心易涣散，宜审慎！”注7讨论无结果而散。
三十一日，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京城为之震动。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闻此言大喜，即回报李熙。
六月一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自有所答之道。”
至此，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对诸大臣曰：“此论(指反对借兵的主张)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注8
同一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等语。”注9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对于这一点，袁世凯不是不知道。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也是为此。那末，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因为他相信，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有出兵之举，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土兵而已，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
其实，早在五月上旬，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密切注童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