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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的她，的确只有十六岁的年貌。可，我不能叫她少女。
因为，她看起来，的的确确纯然是一个妇人。至多是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妇人。
她还带着稚气的面容被开过脸，汗毛绒毛被缴得干干净净，上面带着一种愁苦憔悴。和我见过的那些普通的妇女一样，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砺出的愁苦。
她开始期期艾艾的，叫了我一声姐姐后，小脚缓慢地移动，十分局促地扶着墙过来坐下。
我们说了几句话，聊了聊分别之后十多年的事。我又拿出来小时候的物件和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封信，她哭了一场，才慢慢放松起来，话也多了。
她......她和我十六岁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我十六岁的时候，在师范女学部里，和同学畅谈古今中外，抨击评论国家大事，读*，和守旧的教师抗衡，游街示威，冲击军警。
我们，新青年们，因冲击军警，被抓进牢里一回，也不放在心上。到社会各界大游行罢市罢工声援我们，国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男女青年们出牢的时候，有些遭了牢里狱卒殴打，脸上带着淤青，依旧手拉手，满怀慷慨激昂，嘻嘻笑笑，乃至引为勇武的谈资。
那时为理想流泪，为中国伤怀，正是意气飞扬，青春无敌的岁数。
可是她，她和我说话，老成得要命，谈的却都是“这个丫鬟的活做的不好”、“嫁过来的时候，嫁妆里少了一副马桶”，“婆婆待我都好。只是不准我吃饭吃太多，要立规矩”、“姐姐来了，厨房里今天中午做饭的米要选用精细的米”。
我看着她画得细细的眉，忽然十分内疚。
我打断了她的话：“桃儿，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我？——我？”桃儿呆住，半天，才嗫嚅着说：“我，做针线活？还有——看婆婆打牌？”
“那么，这是你的爱好？”
桃儿又呆了呆。
我又问她妹夫最近如何，她默然不语。
我们俩没说太久，外边就有人催：“少奶奶，夫人请亲家姨去前边吃酒。”
这一场酒席，吃的双方都不痛快。
罗家是老式作风的家庭，看我孤身女流，年纪一大把还没嫁，千里迢迢来看望妹妹，虽然因听说我是师范出身，读过大学，对“女先生”抱有几分敬意，但是私下里，他家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还偷眼看桃儿。
我更不痛快。倒不是在乎这些指点。只因左看右看，竟然不见桃儿的丈夫列席！
我父亲已经去世，小姑姑准备北伐，我来这里，就是代表了桃儿的娘家长辈。
可是她的丈夫人呢？我问起来，罗家婆婆似是有些不自然，只说桃儿丈夫也是个学生，在外读书，放假才能回来。
吃了酒，罗家邀请我住几天。
今天，即使我初到罗家，只是浅浅一看，也能看出，桃儿过得绝说不上好。我起了点打算。便欣然答应。
我的住处离桃儿的不远，我在天色昏暗的时候悄悄过去桃儿的房中看过。
这样的孤夜里，桃儿一个人坐在灯下补男人的旧衣服。可是那个衣服，显然是很久之前的男孩子的旧衣服。
我也曾是个激进学生，知道当年很多男同学的做派。家里安排娶了裹脚的传统的不识字的妻子，他们十分不满，追求“新文化”的同时，还想在外再找几个“新妻子”。
固然这确实是封建婚姻的迫害，可是这种婚姻里，作为男子的那些同学，还能选择逃避，经年累月地在外面求学或者工作。他们的那些妻子，却几乎都做了牺牲品，在家里守活寡，照顾公婆，得不到半点怜悯，还被讥讽作“旧婚姻的古董木偶”。
我们几个当时要好的女同学愤愤不平的谈论过。却都转眼抛在脑后——我们自认是新女性，对这些女人，固然可怜，却始终觉得离自己太远。
可是，今天，却不得不使我怀疑桃儿也做了这样的牺牲品。
若是我的妹妹也成了这样的“木偶”......我咬了咬牙，进门一屁股坐在桃儿对面。
桃儿一看我进来，慌慌张张就要把手里的衣服和针线收起来，喊：“姐姐......”
我按住那件衣服，拉过来翻了翻：“妹夫的？”
桃儿拉扯不过，只好怯怯地回答：“是金堂的。”
罗家的长子，她丈夫罗玉展，字金堂。
我抖开衣服，比了比：“这是十二、三岁的半大少年穿的衣服？妹夫今年似乎二十有三了？”
桃儿低声道：“......金堂今年整二十二岁。”
我不经意地问：“十年前的衣服，怎么还拿出来补？”
“家婆说看到这衣服就想起金堂小时候，舍不得扔。就叫我先练练手。”桃儿答道。
“练练手？妹夫现在的衣服，你还没碰过？”
桃儿僵住了，半晌，才道：“......他读书紧要，回来的少，等过一两年毕业了就好了。”接着就问我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