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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文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狠下心卖了几袋粮食买了几百条鱼苗，放进村里不远的一个水塘里养着，希望来年时能卖个好价钱，也好过一个丰足的年。那天，卖鱼苗的人用装着水的小推车把鱼苗送到了袁子文家里，然后父亲和卖鱼苗的人一起把鱼苗放进了离家有大约两三里路的一个大水塘里。鱼苗是爸爸几天前去街上的时候找人谈好的，当时只是给了一部分鱼苗费，原本打算等鱼长大了，用卖鱼的钱还剩下的鱼苗费，可是没等到那个时候，所以，只能卖点粮食把鱼苗费付清了。爸爸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满脸都堆着笑，还不忘说到了过年的时候，鱼都长大了，那时候，家里就会有一笔收入，袁子文来年的学费都可以不用操心了。袁子文听到这里，看了妈妈一眼，禁不住地笑了，他心里想着，终于可以把书领齐了，似有一种多年来的压迫突然冲断，然后大口大口的吃起饭来。爸爸妈妈在一旁见了，都不停地笑着。尽管袁子文的父亲经常去鱼塘里看守着，可是到了年底打鱼的时候却发现鱼塘里什么也没有了，袁子文的爸爸妈妈见此，一边暗骂一边又禁不住的叹气。
原来，老三得知后，就和媳妇花了一个整晚的时间商量，最后还是媳妇一锤定音，跑到自己娘家找到自家兄弟，连夜扛了一条木船将鱼塘里的鱼差不多捞了个干净。纸里包不住火，这事被村里一个早晨起早看水的人发现了，那人出于好心也就告诉了袁子文的爸爸。袁子文的爸爸当时听了之后，顿时火冒三丈，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并嚷着要教训自己的哥哥。但又不是亲眼所见，也没什么办法，奈何不了，忍气吞声，憋在心里又实在难受。日子总还要过，袁子文的父亲就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去找了自己的三哥，说是借点钱过年，老三和媳妇双双直叹着气，说自己孩子就是没钱就辍学的，然后讲自己今年这也不顺那也不顺，袁子文的父亲也不理会这些，也是跟着三哥三嫂叹气，最后老三示意媳妇去看看，有的话就借一点袁子文的父亲把年先过去。三嫂不是特别情愿，但碍于情面，在房间里磨蹭了半天，最后连分带毛，连纸带壳地搜出二十八块零钱交到袁子文父亲手上，并说道：“我和你三哥今年年也没法过，一年到头没花什么但也不知道赚了些什么，一家人都要吃饭穿衣裳，这点钱也不够，你看看大哥那有的话，向他借点吧，反正大哥家里孩子都大了，都在外挣钱。”袁子文父亲肚子里憋着气，但还是收下钱，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三嫂还不忘在门口喊几句：“大哥家里一定有钱，光明，你去大哥家看看吧！”
袁子文的爸爸并没有向袁子文大叔借钱，而是又卖了几袋粮食，算是勉强把年混过去了。
全村里就是老三一个人是名正言顺的文化人，而且还是党员。袁子文的爷爷没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儿子做官，老早的因为一场车祸就去世了。至于爷爷为何会出车祸，袁子文在十岁以后才听奶奶提起过。奶奶有时在袁子文面前诉说几个儿女的不孝的时候，就会提起爷爷。当时爷爷在外面做工，看见两家人在吵架，爷爷喜欢管闲事，以为可以当个中间人，平息一场争吵。谁知，别人知道爷爷是外地人之后，都不买账，尽管爷爷还是劝说了一番，但没有结果，最后其中的一家人在爷爷走后，从背后开着面包车将爷爷撞死在路边。袁子文的爸爸也没办法，就把爷爷拖回家办了丧事。袁子文还小，爸爸牵着他掀开被黑白相间的格子床单蒙着的爷爷，袁子文看到爷爷满脸都是血迹。爷爷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更加觉得，当官的就长着自己儿子的样子。改革开放过了三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此事时隔十几年，变化太快，现在都改作“我爸是李刚”了，到底让改革开放也面红耳赤起来，想自己举全国之力，倒不如李刚一人之力。
乡里人决定任命老三当村长，虽然官不是很大，但和普通民众比起来，到底不是一个级别的人。譬如说吧，古时皇上身边的太监，即便是顾命大臣也要围着他转，因为每当上朝的时候总是他站在皇上身边，大臣们只能站在下边。
照理说当村长一事绝对是袁子文家祖上修来的福分，这样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可老三当上村长家里人没有一点光鲜的感觉。袁子文家里年年都有催缴农业税的，袁子文的父亲好说坏说，算是一次次的送走了催着交税的人，但是，次数多了，别人也就明白一二，死活不干，任凭袁子文的父亲怎么说，别人就是不能空着手回去交差，没办法，袁子文爸爸也就给一点，反正后面的日子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应该就能过去。袁子文父亲希望老三能帮忙说明一下情况，迟一些时日就会交税，老三虽然答应了，但没有丝毫的作用。
第二年的时候，乡里来人结算税款，那人把近几年的账算了好几遍，结果算来算去袁子文家还欠三千多块钱，袁子文的父亲就觉得很奇怪，自己的账本上明明记得是还欠一千多块而已，怎么会欠这么多，那人也没理会袁子文的父亲，偏说自己算的怎么会有错，甚至怀疑袁子文父亲赖账，袁子文父亲刚想发火，袁子文母亲提醒说当初交给三哥一千多块钱，让三哥交上去的，这笔账好像没有。袁子文家里前年交给老三一千多块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