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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也会继承这项制度带来的不利一面。
历史上北宋财政太过集中，结果使得地方被削弱得太过，以至于不管是面临外敌入侵，还是遭遇天灾，或者要建一些大的工程等，都只能依靠朝廷，地方上却没什么作为。
此外，以前的政策是将地方收入大部分都收归朝廷，但地方官府不可能不花钱，为了应对开销，许多地方官都不得不设立各种名目来收税，这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如今吴国还算强盛，所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若是时间持续久了，地方被过度削弱的问题就会凸显。
所以杨渥想着，如今吴国削弱地方势力的努力已经基本成功，朝廷的威严也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吴国掌控的地盘越来越大，光靠朝廷很难管控过来，所以应当适当给地方财政松松绑。
杨渥决定进行分税制，具体来说就是，各州的税收五成上交朝廷，一成交给各省调度，剩下的四成则留在当地州府。
若是按照之前的财政政策，地方每年的税收除了留下必要的用作开支外，其他的都要上交朝廷，如今却有近一半的收入留在地方。
所以经过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必然会大幅度增加，而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应就会大幅度减少。
为了配合这套制度改革，相应的一些原本由朝廷负责的支出，此时当然也要转给地方来负责。
比如以前负责各地治安的厢军，其军饷供应全部由朝廷负责，经过改革后就会由地方负责。
当然，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再度扩张，杨渥对各地厢军的人数也做了一些限制。
除了实行分税制外，第二项重大改革就是恢复征收现钱。
当初淮南时期，商业还不发达，市面上现钱流通不足，而且每年到了收获季节，一些不法奸商就趁机打压粮食价格，给农民造成很大损失，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淮南的两税法改为征收实物。
这样做虽然麻烦了一点，但对于百姓来说却有好处。
不过征收实物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征收现钱才是必然。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吴国商业的发展，如今是时候恢复征收现钱了。
至于第三个改革，那就是开设国家钱庄，也就是后世的银行。
或者这不应该称作改革，而应该称作尝试。
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重量太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贯钱就重二十多斤，有时候上街去买东西，身上不得不背着几十斤重的钱币，这显然太不方便。
所以即便杨渥不主动推动，纸币也迟早会出现。
而现在杨渥主动发行纸币，就可以主动规划，做好应对措施。
首先一点就是防伪，在这一点上杨渥决定采用后世的水印技术。
水印技术在唐朝末年就发明了，只不过应用还不广泛，如今杨渥将其用作纸币防伪，肯定能大幅增加伪造的成本。
除此之外，在纸钞的图案，以及印刷用的油墨方面也要进行优化，总之要尽可能的在技术上进行防伪处理。
除了防伪以外，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纸币的币值稳定。
对于这个问题，杨渥的想法是实行直接引入金本位制。
这些年吴国从海外疯狂掠夺黄金，尤其是吕州和倭国的佐渡岛等地发现的金矿，更是让吴国获得了大量黄金；再加上过去这些年有意识的在国内收购黄金，吴国的黄金储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勉强可以实行金本位了。
也就是说，朝廷按照黄金的平价，以“贯”为单位发行纸币，有多少黄金储备，相应就发行多少纸币，同时宣布纸币可以与黄金相互兑换，这就能尽可能的保证币值的稳定。
不过，即便是实行金本位，也不能保证就不出问题。
毕竟，纸币这种东西看上去不需要多少成本，却能够源源不断的换来东西，这样的敛财利器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现在杨渥、骆知祥等人还好，毕竟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会胡乱发行纸币；但谁能保证以后的皇帝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呢？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杨渥的想法是引入私人资本进行监督。
换言之，负责发行纸币的钱庄，不仅有官方资本在里面，同时还有私人的资本加入，这样官方和私人相互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后世人滥发纸币的可能。
当然，制度毕竟是死的，即便杨渥将制度规定得再怎么好，以后也难保不会出问题。
事实上从来都不可能有一种制度可以保证任何时候都不出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后世之人要能深刻认识到乱发行纸币的后果。
所以杨渥决定，在科举和对皇子皇孙们进行教育时，都必须加入一定的金融知识，让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不至于翻一些低级错误。
三项改革，每一项都极为重要，即便是杨渥也不得不慎之又慎。
在与骆知祥商议过后，他又先后与其他重臣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