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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看见了。”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土司太太说：“把吊着的小杂种放下来，赏他二十皮鞭！”一个母亲对另一个做母亲的道了谢，下楼去了。她嘤嘤的哭声叫人疑心已经到了夏天，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盘旋。
啊，还是趁我不能四处走动时来说说我们的骨头吧。
在我们信奉的教法所在的地方，骨头被叫做种姓。释迦牟尼就出身于一个高贵的种姓。那里是印度——白衣之邦。而在我们权力所在的地方，中国——黑衣之邦，骨头被看成和门坎有关的一种东西。那个不容易翻译确切的词大概是指把门开在高处还是低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土司家的门是该开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的母亲是一个出身贫贱的女子。她到了麦其家后却非常在乎这些东西。她总是想用一大堆这种东西塞满傻瓜儿子的脑袋。
我问她：“门开得那么高，难道我们能从云端里出入吗？”
她只好苦笑。
“那我们不是土司而是神仙了。”
她的傻瓜儿子这样对她说。她很失望地苦笑，并做出一副要我感到内疚的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麦其土司的官寨的确很高。七层楼面加上房顶，再加上一层地牢有二十丈高。里面众多的房间和众多的门用楼梯和走廊连接，纷繁复杂犹如世事和人心。官寨占据着形胜之地，在两条小河交汇处一道龙脉的顶端，俯视着下面河滩上的几十座石头寨子。
寨子里住的人家叫做“科巴”。这几十户人家是一种骨头，一种“辖日”。种地之外，还随时听从土司的召唤，到官寨里来干各种杂活儿，在我家东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盘，三百多个寨子，两千多户的辖地上担任信差。科巴们的谚语说：火烧屁股是土司信上的鸡毛。官寨上召唤送信的锣声一响，哪怕你亲娘正在咽气你也得立马上路。
顺着河谷远望，就可以看到那些河谷和山间一个又一个寨子。他们依靠耕种和畜牧为生。每个寨子都有一个级别不同的头人。头人们统辖寨子，我们土司家再节制头人。那些头人节制的人就称之为百姓。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这又是一种骨头的人。这个阶层的人有可能升迁，使自己的骨头因为贵族的血液充溢而变得沉重。但更大的可能是堕落，而且一旦堕落就难以翻身了。因为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地变成奴隶那也十分简单，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
索郎泽郎的母亲就是这样。
她本来是一个百姓的女儿，那么她非常自然地就是一个百姓了。作为百姓，土司只能通过头人向她索贡支差。结果，她却不等成婚就和男人有了孩子，因此触犯有关私生子的律条而使自己与儿子一道成了没有自由的家奴。
后来有写书的人说，土司们没有法律。是的，我们并不把这一切写在纸上，但它是一种规矩，不用书写也是铭心刻骨的。而且比如今许多写在纸上的东西还有效力。我问：难道不是这样吗？从时间很深远的地方传来了十分肯定的声音，隆隆地说，是这样，是这样。
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时代订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骨头沉重高贵的人是制作这种规范的艺术家。
骨头把人分出高下。
土司。
土司下面是头人。
头人管百姓。
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家奴。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可以随时变化的人。他们是僧侣，手工艺人，巫师，说唱艺人。对这一类人，土司对他们要放纵一些，前提是只要他们不叫土司产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好的感觉就行了。
有个喇嘛曾经对我说：雪山栅栏中居住的藏族人，面对罪恶时是非不分就像沉默的汉族人；而在没有什么欢乐可言时，却显得那么欢乐又像印度人。
中国，在我们的语言中叫做“迦那”。意思是黑衣之邦。
印度，叫做“迦格”。意思是白衣之邦。
那个喇嘛后来受了麦其土司的惩罚，因为他总是去思考些大家都不愿深究的问题。他是在被割去了舌头，尝到了不能言语的痛苦后才死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释迦牟尼之前，是先知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杰出的人，而又不是生为贵族，那就做一个喇嘛为人们描绘来世的图景吧。如果你觉得关于现在，关于人生，有话不能不说，那就赶快。否则，等到没有了舌头，那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君不见，那些想要说点什么的舌头已经烂掉了。
百姓们有时确实想说点什么，但这些人一直要等到要死了，才会讲点什么。好的临终语言有如下这些：
——给我一口蜜酒。
——请在我口中放一小块玉石吧。
——天就要亮了。
——阿妈，他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