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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宋书·武帝纪》、《晋书·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4]关于京口的战略地位以及北府从广陵移镇京口的意义，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5]见《晋书》之《刘牢之传》、《刘敬宣传》。
[16]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7]据《晋书·安帝纪》，桓玄进入建康，杀执政司马元显等人，是在元兴元年（402）三月；兵败被杀，在元兴三年（404）五月。
[18]据《晋书·安帝纪》，桓玄称帝，是在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二十九（壬辰）；刘裕起兵，则在次年二月二十三（乙卯）。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0]以上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刘毅传》、《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1]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魏书·崔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22]见《宋书·傅亮传》、《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3]见《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4]据《宋书·武三王传》，刘裕七子，长子少帝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宋文帝刘义隆。
[25]见《宋书》之《徐羡之传》、《傅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26]见《宋书》之《文帝纪》、《徐湛之传》、《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7]据《宋书·文九王传》，文帝刘义隆十九子，长子刘劭，次子刘濬，三子刘骏。
[28]见《宋书》之《孝武帝纪》、《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9]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傅乐成《中国通史》。
[30]见《宋书·顺帝纪》、《南齐书·王敬则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31]见《南齐书·和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
[32]见《梁书·武帝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3]见《梁书·侯景传》、《南史·侯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4]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7]见《梁书》之《萧坚传》、《萧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8]见《梁书·武帝纪下》。
[39]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0]见《梁书·柳仲礼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1]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43]王复故事见颜之推《颜氏家训》。
[44]见《南史·萧宏传》。
[45]这个问题亦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46]见《梁书·武帝纪下》，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7]见《南史·萧宏传》。
[48]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1]关于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顾准先生有详尽而权威的论述，请参看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关于“文化”一词的本义，见刘向《说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关于广义的道教，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