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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任营岩准时下到二楼，敲响王忠办公室的门。第一边，门内没有回应；隔了几秒钟，任营岩又敲了几下，门内仍然没有回应。任营岩转身离开，可刚走了十几步，就听到后面有开门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直到听到一声“任厂长”的叫声，才转回了身。
王忠并没有走出办公室，只是从门缝里伸出一个头，见任营岩回过身来，头又缩了回去。
任营岩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王忠正站在脸盆架前洗脸，外衣披在身上。见任营岩进来，王忠一边用毛巾使劲擦脸，一边有点尴尬地说：“销售科上午来了个客户，他们非要拉我一起去吃饭，多喝了两杯，回来就睡着了，听见敲门了才醒，真是不好意思。”
销售科中午请客户吃饭，任营岩知道这回事，因为主管销售的副厂长李健下班时也请他参加，他问清客户只是省城一家印刷厂的科长后，便明确地对李健表明，今后一般情况下，陪客户吃饭的原则是兵对兵、将对将，自己只陪副厂长以上的客户，特殊客户例外。当李健告诉他王忠已答应参加时，他对李健说：“王书记参加也好，说明厂党委对销售工作的重视，但是你要尽量做到，不要让王书记喝高了，否则在客户中影响不好。”
说起王忠好吃好喝，还真有点历史。其实王忠也是苦出身，老家在陕北农村，陕北自古就是中国苦出名的地方，毛主席当年走了两万五千里，最后选在陕北落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中了陕北的苦，因为按照他的理论，穷则思变，百姓思变才好发动他们闹革命。解放后，陕北并没有因为是革命根据地一下子就进入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吃不饱穿不暖仍是普遍现象，这不能说是毛主席忘记了老区，更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办法不行，关键是这地方土地实在是太贫瘠了，老乡们即使是累死累活，只要是天不下雨，照样是颗粒无收。王忠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地方，常年以饿为伍，发育**，又瘦又小，身体单薄的似乎一阵风都能吹倒。只不过王忠很有志气，读书十分努力，一心要考到城里念书找工作。也算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初中毕业，王忠如愿以偿，考到了省城的轻工学校，但也不巧的是，在轻工学校读书的三年，刚好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王忠也一样，只能勒紧裤腰带灯下苦读熬日子。按理说毕业后的日子该好过点了，可是不然，分配到宏文纸厂不到一年，王忠就一不小心把女朋友的肚子弄大了，想流产吧，医院要单位开证明，当时那个年代，没结婚的年轻人是没有胆量公开这种事情的，不仅仅是不光彩，搞不好单位给扣个**的帽子，连工作都会保不住。无奈之下，只好仓促结婚，孩子生下后，是个姑娘，双方父母都不满意，逼着他们要生个儿子，生到第三个，才是个带把的，双方父母满意了，这几年可把王忠折腾惨了，不但要照顾老婆孩子，还得月月往老家寄钱，补贴父母。钱不够用，只能从嘴上去省，很少敢放开肚皮吃饭，时间一长，真把王忠饿怕了，只要有能放开肚皮吃饭的机会，他绝不会放过。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工人学习农民、农民学习工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于是各工厂办农场成风，宏文纸厂也在一个叫双柏杨的山沟里办了一个农场，职工轮流到农场学农，农场有一个好处，就是吃饭不限量，轮到王忠学农的时候，他就创造了一个一口气吃了九个烧饼的记录，直到农场撤销，都没人破了这个记录，成了纸厂一个经典的笑话。
任营岩尚未调到局里之前，就知道王忠这一贪吃的习惯，调到局里后，时不时也有纸厂的人到局里办事，说起王忠在厂里大吃大喝的事，尤其是说他自当了书记厂长后，几乎是天天不离杯、十次总有八次醉。后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老局长田骏的耳朵里，田骏还专门把王忠叫到局里，批评了他，让他注意影响，不要坏了书记厂长的形象。对于王忠贪吃这件事，任营岩心里很清楚：看不惯归看不惯，自己绝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议论，因为这关系到厂长与书记两人能否和睦相处的微妙问题，犯不着为这种提不到桌面的问题影响了党政之间的团结。所以这时看到王忠有些尴尬，任营岩马上用同情的口气说：“唉－－－－，现在的书记厂长真是越来越难当了，光是酒桌上的事，就让人招架不住，不喝不行，喝了也不行，真是难啊。”
听到任营岩这么讲，王忠像是找到了知音似的马上接上了话：“还是任厂长能理解我呀，你说，上面老是让我们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这那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现在接待客户，喝酒、跳舞、搓麻将，这三部曲，谁能绕的过去。”当时像凤凰岭市这样的内地城市还没有桑拿的场合，否则就是喝酒、跳舞、搓麻将、泡澡**四部曲了。
“说起这三部曲，王书记，你可要多替我担待呀，我这个人酒不能喝，舞不会跳，搓麻将只会给人家送钱，以后这些场合，你可要当顶梁柱啊。”任营岩轻描谈写的几句话，化解了王忠的尴尬。
“这事好说，舞不敢说跳得多好，酒吗，半斤八两的还不在话下，搓麻将吗，你也不用怕输，万一输了，咱们不是还有小钱柜吗。”王忠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