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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信。就算是他们信了，要控制血吸虫病，首先要打扫大环境的卫生，控制携带虫卵的粪便到处传播。那么，要控制粪便？那就要改变人们随地大小便的习惯，要彻底改变广大农村的卫生习惯，这是移风易俗的事。没有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移风易俗，不过是口头空话。
而钉螺只有米粒大小，分布区域极广。如果要暂时地在一定区域内控制钉螺，就要组织一场大区域的联合，耗费的人力物力无可计数。哪家乡绅地主豪强动员得起这么庞大的人数？何况乡绅地主宗族豪强组织的灭螺肯定是那些底层的苦人、贫农、雇农去。
而灭螺的人，感染上血吸虫病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的。在这个血吸虫病基本属于绝症的时代，乡绅豪族们倒是不在乎这些泥腿子染上病。反正染了病也得干活。（以往得了大肚子病的人除非病死了，否则照旧得给他们干活）。
地主们更担心的是：这些人去灭螺，耽搁了生产时间，租子收不上来怎么办？
至于这些乡绅豪强们自己的眷属呢？反正他们大多是不接近疫水沟渠的。真正会大规模得这个病的人群，是那些长期下水（包括水田）进行劳动的泥腿子。
就像后来他认得的一个农民老罗对他说：因为大肚子病，在我十六岁那一年，村里五个年龄差不多的伙伴病死了。不少病人挺着大肚子下地，每亩地只能收获数十斤稻谷，当地传唱一首小调：“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人们形容自己的生活，就说：一个锄头两斤铁,拿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起困。
而那些底层的百姓，他们是真正有心去灭螺的，他们也是被大肚子病祸害得最深的。
但是，时下百姓，一方面，为了生计，农民不得不下水劳作。一年到头苦劳作，就是得了病也没钱治，根本没有暂时耽误生产的条件。
地主怕他们耽误于清扫和灭螺，致使收不上
地租。
农民何尝又不怕耽误了劳作，连一点活命粮都剩不下，导致交不上地租、交不起苛捐杂税？
被乡绅豪强指使狗腿子打死，活活饿死，和大肚子病比起来，反正两者都是死。
不仅如此，据这姓顾的大夫说，灭螺的人感染大肚子病的几率非常高。此时又拿不出真正能治愈的药。
下水劳作会染病，灭螺也会染病。有甚么区别？
极度的贫穷也使他们根本没有改善卫生的条件。
而极度恶劣的居住卫生条件、又导致各种疾病横扫乡间。加重了人们的穷困潦倒。
如此循环。
除此，还有迷信的问题。
他面对的是一个中国百分之九十七人口，都是文盲的时代。
深入民间的迷信与愚昧，笼罩在人民重重的苦难心灵上。如遮天的乌云。狂风都难以撼动丝毫。
当他对朝廷，对乡绅豪强都绝了望。自己去向乡民奔走以告，希冀哪怕是他们得到一点警示都好。
不少百姓们倒是相信了他说的大肚子病通常是通过钉螺传播，通过肮脏的粪便污染了水传播。
时下的苦人们对文化人都是信的。对大夫也是深信不疑。他们虽一丝关于病理的科学原理都不懂，却自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但是，顾天佑所做的一切，只是使民间传开了一种新信仰，新习惯：拜螺神、拜厕鬼。
消灭钉螺？钉螺能传播疾病，说明它是瘟神坐下真正有神力的一员大将。
万万得罪不起。
粪便传病？说明厕鬼显灵，比厕神更具威力。赶紧撤了紫姑的位置，供奉这位新来的厕鬼。
香火缭绕里，乡村万户，脸色蜡黄的病人虔诚地向一盆摆在跟前的钉螺跪拜。祭起艾草，供奉厕鬼。
那景象，曾使顾天佑几乎崩溃，他挨家挨户去踢翻供奉的神位。险些被吓得脸色发青，怕被螺神厕鬼连累的百姓拿棍子打死。
至于他希冀改善卫生，除四害。更是传播着各种各样的迷信，居民认为老鼠、臭虫都是打不得的，粪坑也是动不得的，五花八门的说法，简直可以编一本聊斋志异。
顾天佑最后还是忍住了试图当众剖开病人尸体证明此病来由的冲动。
否则他就不是险些被民众打死。而是早就变作了一具尸体了。
经过这次，他终于彻彻底底地明白了。
要想消灭血吸虫病，真正控制住无数祸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需要很多东西。
比如说，需要建立一套深入基层、深入中国大地肌体毛发各处的卫生体系。能够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医疗。能够发动全民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横扫旧社会的脏乱差。
比如说，需要彻底清洗封建迷信。需要一套完整的，包含广阔的基础教育体系。能够发动一场场全民扫盲运动，全民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彻底扫除文盲，扫除迷信。
比如说，需要人民从困苦剥削中解脱出来，不用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地租、独家独户的小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