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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最终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
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注重农桑，倡办学校，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大量蒙古旧制的保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元朝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他被天宁寺的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路过云中时，海云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遂邀他同行。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讲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对刘秉忠甚是宠爱，海云返回南方后，刘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职。
在此期间，刘秉忠多次上书，建议忽必烈，要正纪纲，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劳而治。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对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许下级官员随意定罪，死罪须上报听候断决。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引导开国功臣的子孙入学校，选用有才能者。
忽必烈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这些也促使忽必烈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忽必烈闻讯大为震惊，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内府钱助丧，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葬于大都，后移葬到刘秉忠的故乡。
刘秉忠的诗词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和理想的人。
《木兰花慢·混一后赋》：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东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
《诉衷情》：山河萦带九州横。深谷几为陵。千年万年兴废，花月洛阳城。图富贵，论功名。我无能。一壶春酒，数首新诗，实诉衷情。
公元1275 年，马可·波罗历经约四年艰辛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元朝的首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斯蒂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盛世之下，元朝却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稳定的统治体系，社会矛盾不断滋生，“忽里台悖论”下的元朝统治阶级也内乱不断。
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张养浩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他命驾西秦过程中，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在此之间，他写下了《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劳疼而卒。
公元1351年，黄河在开封一带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
王冕南归的途中见此光景，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
王冕回家后，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着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
右丞相脱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