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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感到大山的阴影中轻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的巨大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以及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的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这无疑是一种庄重的东西。
这次旅行，以及这个故事从一次笔会的结束处开始。在泸定车站，文友们返回成都，我将在这里乘上另外一辆长途汽车开始我十分习惯的孤独旅行。这是六月，车站上飞扬着尘土与嘈杂的人声，充满了烂熟的杏子的味道、汽车轮胎上橡胶的味道。
现在，我看到了自己和文友们分手时，那一脸漠然的神情。听到播音员以虚假的温柔声音预报车辆班次。这时，一个戴副粗劣墨镜的小伙子靠近了我。他颤抖的手牵了我的袖口，低声说：“你要金子吗？”
我说不要镜子。我以为他是四处贩卖各种低档眼镜的浙江人。
他加重语气说：“金子！”
“多少？”
“有十几斤沙金。”
而据我所知，走私者往往是到这些地方来收购金子，绝对不在这样的地方进行贩卖，我耸耸肩头走开了。这时，去成都的班车也启动了，在引擎的轰鸣声和废气中他又跟上我，要我找个僻静地方看看货色。
他十分执拗地说：“走嘛，去看一看嘛。”他的眼神贪婪而又疯狂。
但他还是失望地离开了我。他像某些精神病患者一样，神情木然，而口中念叨着可能和他根本无缘的东西，那种使我们中国人已变得丧失理智与自尊的东西的名字：金子。现在，我上路了。天空非常美丽，而旅客们却遭受着尘土与酷烈阳光的折磨。我还能清晰地看见自己至丹巴县城的模样：建筑物和我的面孔都沾满了灰尘，都受到酷烈阳光的炙烤而显得了无生气。我看见自己穿过下午四点钟的狭窄的街道，打着哈欠的冷落店铺、散发着热气的房子的阴凉、孤零零的树子的阴凉。一条幽深阴暗的巷道吸引了我，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巷道中回响。从第一个门口探出一个中年汉子的脑袋，他神情痴呆麻木，眼神更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我从这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门前走了过去，我在巷道里来回两趟也没有见到几个字指点我在哪里可以登记住宿。从巷道那一头穿出，我看见空地里只剩下我站在阳光底下，注视那一排排油漆已经退尽了颜色的窗户。
一个身体单薄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是不是要登记住宿。他伸出蓝色血脉显现得十分清晰的手，牵我进了楼，到了那个刚才有人探出脑袋的房间门前。
“阿爸，生意来了。”
这个娃娃以一种十分老成的口气叫道。
门咿呀一声开了，刚才那个男人的脑袋又伸了出来，他对我说：“我想你是来住店的，可你没有说话我也就算了。”
“真热啊，这天气。”
“刚才我空着，你不登记。这阵我要上街打酱油去了，等等吧。我等你们这些客人大半天了，一个也没等到。现在你就等我十几分钟吧。
我望着他慢吞吞地穿过阴暗凉爽的巷道，进入了微微波动的绚烂阳光中间。他的身影一从我眼光中消失，我的鼻孔中立即扑满了未经阳光照射的木板和蛛网的味道。这仿佛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味道。那孩子又怯生生地牵了牵我的衣角。
“我阿妈，她死了。还有爷爷、姐姐。”他悄悄说。
我伸出手抚摩他头发稀疏的脑袋，他缩着颈子躲开了。
“你爷爷是什么样子？像你阿爸一样？”
他轻轻地摇摇头：“不一样的。”
孩子低下了小小的脑袋，蹬掉一只鞋子，用脚趾去勾画地上的砖缝。从走道那头射来的光线，照亮了他薄薄而略显透明的耳轮、耳轮上的银色毫毛。
“我的名字叫旦科，叔叔。我爷爷打死过野人。”
他父亲回来了。搭着眼皮走进了房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隔着门板听见酱油瓶子落上桌面的声响，给门落闩的声响。
孩子踮起脚附耳对我说：“阿爸从来不叫人进我们的房子。”旦科的父亲打开了面向巷道的窗户，一丝不苟地办完登记手续。出来时，手怜着一大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又给自己的房门上了锁。可能他为在唯一的客人面前如此戒备而不太好意思吧。
“县上通知，注意防火。”他讪讪地说。
他开了房门，并向我一一交点屋子里的东西：床、桌子、条凳、水瓶、瓷盆、黑白电视、电视套子……最后，他揭开枕巾说：“看清楚了，下面是两个枕芯。”
我向站在父亲身后的旦科眨眨眼，说：“还有这么多的灰尘。”
这句揶揄的话并没有在那张泛着油汗的脸上引起任何表情变化。他转身走了，留下我独自面对这布满石棉灰尘的房间。县城四周赤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