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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字夷吾，春秋时期颍上人。少时家贫，曾以经营小商为生，长期活动在社会下层，比较了解民众，后来因鲍叔牙的推荐，得到齐桓公的重用。他为了齐国的富强，以大半生的精力，从事改革，在历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界线，是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转变时期。而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人心思治的时代，也是竞相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春秋时期的齐国，虽与晋、楚、秦同属强盛诸侯，但在管仲任政以前，危机四伏，公室腐败无能，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齐国转危为安，齐桓公不记私仇，唯才是任，在他即位后不久就恭迎管仲于郊外，任命他为宰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非常成功的改革。
齐国春秋时期居“五霸”之首，战国时期为“七雄”之一，由初封时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到后来“膏壤二千里”“粟如丘山”的东方大国。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管仲提出了整治内政，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域管理改革。“叁其国”，就是把国都划分成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鄙”指乡村。“伍五其鄙”，即在全国乡村设立为五属区，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为了有效控制全国居民，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理论，即按照人口的职业划定固定的地域，把国家大体上分为三部分，划定界域，作为农工商地区，为群臣设立三卿，为工匠设置三族，为商贾设置三乡，为泽设立三虞，为山设立三衡。郊野可观察土地的好坏，定出赋税等级，百姓就不会迁徙。然后，以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来负责管理。每年初由五大夫将属内情况向国君汇报，督察其功过。这样，全国就形成统一的整体，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各司其事，各安其业，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管仲知人善用，在用人上，他注重三个原则：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与其爵位是否相称；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劳与其赏禄是否相称；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与其官职是否相称。管仲把这三原则称为“三本”，认为能否把握这三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治理的关键。他在任相之初就向齐桓公提出任用“五杰”。他说，建成一座大厦，不是靠一根木材，茫茫大海，也不是只有一条流向它的河流，要实现霸业，必须任用能人。他从人的所长出发，量才善用，发挥其长。他推荐了进退有礼、动静有仪、善于辞令的隰朋为大司行，开荒辟地，充分利用地力多打粮食的宁越为大司田、勇敢善战的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公正判决官司的宾须无为大司理、敢犯言直谏的东郭牙为大谏官。管仲还推荐了卫国的一个农夫宁戚为大夫，与管仲一同管理国政。管仲说，不知道谁是贤能之人，会妨害霸业；知道了，却不能任用他们，会妨害霸业；给了相当的职务，又不信任他们，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妨害霸业。
制定官吏“三选法”。首先由乡长和属大夫荐举贤才，再经中央长官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最后，国君面试，“訾相其质”，确认“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官者，“升以为上卿之赞”﹙助理﹚。此法实施的结果是“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民皆勉为善”，从而逐渐形成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人们不贪“一朝之便”，而“有终岁之计”，务立“终身之功”。
在军事体制改革上，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以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司里。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乡良人。在十五个士乡中，每五乡设一军，每军一万人，作为国家的常备军。为了提高整体战斗力，在鄙野的五属五十个县也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组织，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增强了军力。经过军事体制的改革，齐国最终建立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为了解决铠甲兵器不足的问题，规定那些犯重罪的人用犀牛铠甲和一支车戟赎罪，犯轻罪的用带有花纹的皮盾和一支车戟赎罪，小罪处以罚金，宽宥嫌疑罪。要求诉讼的再三禁阻，如不改变，造成讼案，双方各出一束箭。收集起来的金属，好的用来铸造剑戟，在狗马身上试用，差一点的，用来铸造农具，这样，铠甲兵器就会充足。
在外交政策上，管仲指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则难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提出与邻国亲近的政策，管仲说：“审察我国边境，归还那些侵占来的土地，整顿边界，不接受领国的钱财，准备大量的毛皮布帛作为厚礼，常常聘问看望诸侯，使四邻安定，他们就会亲近我国了。派遣八十个外访人士，给他们提供车马衣裘，多带资财布帛，使他们周游四方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