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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 二月总是最好的月份，不单是因这一月连着有我生日以及诸多节日的一月，也不单是因寒冷的冬日行将过去, 莺飞草长、万物生发，还因这一月是母亲的万寿，惯例多停刑杀, 宫中、朝中, 四处都洋溢着快活的空气。
但今年的二月却又是最坏的月份，不但因阿欢不在我身边, 也因这是除了掖庭那四年之外, 母亲头一次将我撇开，自己在别的地方过生日。这让我想起许久以前的李晟, 在我们这些年幼的子女跟随圣驾四处巡幸, 在爷娘眼前撒娇时，他却总是在两京中的某一处留守, 与父母一分离便是十数日乃至数月。这是古早以前便留下的习俗，彰显了皇太子作为副君、储贰的重要, 却也使作为“太子”的儿子，注定要跟父母们更疏远些。
而今我竟也有这待遇了。虽然名义上只是辅佐太孙, 虽然这一次多少也有着其他的许多原因, 譬如我身体孱弱，又荷伤病，譬如太孙才经风浪，亟需安抚及树立威望, 譬如太子妃和她的小姑子有私情，而当皇帝的阿家虽暂时饶了她，却依旧不能释怀她对自己儿子的不贞…但我毕竟与母亲分开了。
我在很早以前便意识到自己的一切恩威荣辱全都来源于母亲，也知母亲不能护我一辈子，却直到去年，才意识到这个“恩威荣辱”间的差别，到底是何等的强烈。
若要守礼死，母亲还要叫李暅来，吩咐一句，再由李暅转回家动手——这动手当然也十分简单，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但若要阿欢死，却比守礼更简单。
不必经凤阁、鸾台，不必经群臣廷议，不必经六部执行，也不必经司刑寺或司属寺审理商酌，甚而都不必有理由，只要母亲轻飘飘的一句“杖毙”，一国之太子妃，我母亲的儿媳，我哥哥的妻子，我的爱人，便可当场殒命于杖下。
回想许多年前，父亲还在，母亲尚未大权独握之时，杀掉赵氏，亦不过是一句莫须有的罪名，交系内侍省“察勘”，数日之后，赵氏死了，有说是病死，有说是饿死，又有说是愤而自杀。不管哪种死法，都不过在母亲的一句话间，毋须对外交代，因为这位是冀王的妻子，母亲的儿媳，是以天下为宅家的皇帝的更小的宅家里的自己人，是“天子家事”。
儿女们是属于父母的，法律中虽有明文规定，若父母杀伤子女，当受惩罚，可这惩罚不但减等，而且也极其容易逃避。妻子们是属于丈夫的，丈夫杀伤妻子，于法律中与父母杀伤子女同理。下吏是属于上官的，借故可杖杀看不顺眼的下属几乎是官场潜规则之一，李昭德寻隙杖杀御史，尚书杖杀属吏，凤阁舍人写错制书受杖…这些都被法律所允许。臣子更是属于君主的，五品、六品、四品、三品…犯了错，前有隋文帝当廷以马鞭捶杀大臣，后有母亲垂帘时怂恿父亲扑杀大臣，死在杖下的，至高乃有从一品的皇孙郡王。
很早很早以前，我便知道这是个家天下的世道，却总以为既是“家天下”，这家主总还是顾忌着家里的上下，行事当是有理性可循的。我所见过的帝王，无论和蔼如父亲，严毅如母亲，或是平庸如李暅，也都证实着我从前的想法。他们在我面前，多数时候都是温情脉脉，所作所为，无论昏聩或明智，都有清晰的情理考量，就算这样，他们也足以令我等下民朝夕乾惕、如履薄冰。我无法想象，倘若他们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理性，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而他们一旦失去理性，除非作弄到众叛亲离、家国倾覆，旁人铤而走险、改朝易代，否则竟无半点可制约的制度。
隋朝建立了可制衡君权的三省六部，开国之文帝却自己便常践踏省官的尊严，本朝自秦王谋反之后，尚书令之职便虚而不授，传至母亲摄政时，不肯奉未经门下审议的制令的刘祎之被未经门下审议的手敕赐死，自那以后，三省六部虽还正常地运转着，凤阁成为代皇帝拟制的私人秘书般的存在，鸾台则成为了皇帝意志的传声筒，再无人能抵挡为政者的坚定意志，无论这意志是好或是坏。
而我与母亲分开了。不能随时窥知她的情绪和心意，不能随时进宫向她或解释或撒娇或谈判，守礼与我的生死，或只在一个陌生的内侍手持的一份陌生的、盖着玉玺的制书之上。
我再次感到了强烈的畏惧，这畏惧甚而更胜过阿欢与我携手同赴甘露殿时，那时我们至少还有彼此，此刻我们却相距数百里，她与她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的主人在一起，我则留在都城，忐忑不安地等候着阿欢的书信消息。
二月的第三天，我终于等来了第一封阿欢亲自手写的家信，附在高力士送来的、母亲的手书之后。信上没有封印，示以不怕人看的意思。内容没什么特殊的，不过是细细地述说她近来的身体状况，多谢我为她做的护膝、轮椅，同时嘱咐我早睡早起、饮食有节。信的语气说来算不上逾越，若叫人看见，至多会觉得细致得不正常，不过在知道我二人关系的人眼中，这大概可算是一封甜得能腻死人的情书——尤其是在看见这封书信的字数之后。
母亲送来的手书不过寥寥数十字，除了说她打算过完生日再回来之外，又问到守礼的册立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