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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走到外面冰冷、潮湿的夜晚的空气中减轻了她的悲恸；她的头脑恢复了一点清明。“不，我想独自呆着，求你了。”“哪儿？”“在我自己的工作站。”
“在这样的夜晚，你不该独自一人。”波斯奎娜说。
但是诺婉华无法忍受包容，仁慈，无法忍受人们试图抚慰她。我杀了他，你不明白吗？我不该得到抚慰。我想要受苦，无论会多么地痛。那是我的忏悔，我的补偿，还有，如果可能的话，我的赎罪；不然，我要如何洗去我手上的血迹？
可她无力抵抗，连争辩也做不到。市长的汽车在草绿色的道路上飞驰了十来分钟。
“这是我家，”市长说。“我没有与你年龄相当的孩子，但是你会住得舒服的，我想。不要烦恼，没有人会搅扰你，但是孤独是不好的。”
“我宁愿孤独。”诺婉华试图使她的声音听起来有力，但是它是微弱无力的。
“请进，”波斯奎娜说。“你看起来身体不舒服。”
我唯愿如此。她没有食欲，尽管波斯奎娜的丈夫给她们俩每人准备了一份义诺咖啡。夜已深，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破晓；她任由他们把她弄到床上。然后，当屋里安静下来以后，她起来，穿上衣服，走到楼下市长的家庭终端前。在那里她指令计算机取消仍在异学家工作站里的终端机上方的显示。尽管她不能够译解皮波在那里面发现的秘密，但其他人可能会，而她的良心再也受不了再有人死亡了。
然后她离开了房子，穿过中心区，绕过河湾，穿过岸区，到了生物学工作站。她的家。
占四分之一面积的生活区内没有供暖，很冷——她太久没有在那里睡了，久得在她的床单上有厚厚的灰尘。但是当然，实验室是温暖的，经常使用的——她与皮波和利波的关系从没有损害到她的工作。要是有的话就好了。
她干得井井有条。每一个样品，每一块玻片，每份培养物，她在作出导致皮波之死的发现时用过的所有物品——她把它们丢出去，洗干净每样东西，不留下她的工作的任何痕迹。她不只是想要它消失，她想要它已经被破坏的痕迹也消失。
然后她转向她的终端机。她也会毁掉她在这个领域的所有工作记录，她父母的所有引导她作出自己发现的工作记录。它们要消失了。即便它曾经是她生活的焦点，即使它多年来就是她本身，她会令它被消灭，就像她自己应得的那样，被处罚，被破坏，被抹去。
计算机制止了她。“异种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工作笔记不可以抹掉，”它报告道。她本来也下不了手。她从她的父母那里，从她像神圣的经文般研究过，作为她自己的路标的他们的文件那里学到这一点：任何东西都不应被抹消，任何东西也不应被遗忘。知识的神圣姓被铭刻于她的灵魂，比任何的教义问答都更深。她陷入了一个悖论：知识杀死了皮波；而消除那些知识会再一次杀死她的父母，抹杀掉他们留给她的东西。不可以保留它，也不能破坏它。两边都是高墙，高得无法逾越，慢慢地向内挤压，把她压得粉碎。
诺婉华做了她唯一可以做的事：给那些文件加上所有她知道的保护和屏障。只要她活着，除了她没人会看到它们。只有当她死的时候继任的异种生物学家可以看到她藏在那里的东西。有一个例外——她婚后，她的丈夫如果证明他有必要知道的话也会有权限观看。好吧，她不会结婚的。这很简单。她看见了她面前的未来，萧瑟得无法忍受而又不可避免。她不敢去死，却又度曰维艰，不能结婚，甚至不能想她自己的工作主题，以免她发现那个致命的秘密后不当心泄漏出去；永远孤独，永远负罪，永远内疚，渴想着安息却又被禁止去得到它。不过，她还有这点可自我安慰：没有别的人会因为她而死。她不会要比现在忍受更多的歉疚。
在这个冷酷，令人绝望的时刻，她记起了虫后和霸主，记起了逝者言说人。尽管那个最初的作者，最初的言说人肯定已进了坟墓好几千年了，在很多世界里还有其它的言说人们，作为牧师服务于不信仰任何神祗而又仍然坚信人类生命的价值的人们。言说人们的任务是发现人们行为的真实的原因和动力，而且在他们身后宣讲他们生命的真相。在这个巴西人的殖民地里，有的是神父而不是言说人，但是神父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她会让一位言说人来这儿。
她以前没有想到这点，但是她一直都计划在这样做，从她第一次读到虫后和霸主就被迷住时开始。她甚至研究过这事，所以她知道那条法律。这是一个天主教特许殖民地，但是星河法典允许任何公民要求一位属于任何信仰的牧师来到，而逝者言说人也被视为牧师。她可以呼叫，而且如果一位言说人选择前来，殖民地不可以拒绝他的进入。
也许没有言说人会乐意来的。也许没有哪一个近得足以在她有生之年来到。但是还是有机会，可能有一位够近，可能某个时侯——从现在起二十，三十，四十年之后——他会从太空港走来，开始揭示皮波的生活和死亡的真相。然后，或者当他发现了真相，并且以虫后和霸主里那种她喜爱的清晰声音说出来的时候，那也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