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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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于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成员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放逐。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全部被取消。“戊戌变法”以维新始，以流血终，前后仅仅维持了103天。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末。1888年，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公车上书，向皇帝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因此，康有为等提出的维新变法的主张甚得人心，朝廷中某些官员也表赞同，很快传播开来。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州后，设立“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维新变法，为后来的变法运动培养了骨干。其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阐述他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新学伪经考》一书于1891年刻版发行。书中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界一片沉寂的局面，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孔子改制考》一书则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试图利用孔子这个招牌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康有为通过这两本书，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守旧势力。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全国哗然，有人提出了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主张。康有为则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至此，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6月，他又两次上书要求变法。光绪看到康有为三封上书，非常重视，表示支持维新变法。但是当时握有实权的慈禧和一批昧于时势的大臣却竭力反对革新，妄图维护旧制度，其中有顽固派官僚，也包括部分洋务派首领。为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在京、津、沪及湖南、广东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为变法制造舆论。

在北京，康有为于1895年7月创办《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8月，又组织“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1896年1月，康有为在上海出版《强学报》，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组织起来。1896年8月，维新派人士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以通俗流畅、新颖而又犀利的文字写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在《时务报》影响下，上海及附近地区维新思想到处传播，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湖南的维新运动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迅速高涨。在两广，康有为创办了《知新报》《广仁报》。在天津，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创办《国闻报》，介绍《天演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维新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维新变法似乎势在必行。

然而维新变法的要求却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与仇恨，也遭到洋务派的反对。张之洞在1898年3月写了《劝学篇》，公然对抗维新变法思想。中国要不要变法?围绕这个问题，维新派与洋务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通过论战，许多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

在维新运动酝酿并日趋高涨之际，1897年11月，德国侵略者悍然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这一强盗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赶赴北京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指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他强调“变则能全，不变仍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光绪深受震动，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提议，接连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内容包括经济、军事、文教、政治诸方面。尽管光绪并未向资产阶级维新派开放政权，但在政治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在经济上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则采取了一些打击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

但是，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遭到封建势力的抵制与反对。顽固派和洋务派把持了中央至地方的实权，对光绪颁布的诏令置若罔闻，地方上仅湖南一省认真执行。在中央，有些新政机关形式上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实权仍在顽固派手里，寸步难行，光绪的诏书大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