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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人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得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地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人文主义的命题，直到人类社会晚近的历史才被提出来。此前的人，不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养、从小接受教育的人们，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忠君爱国的需要。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无限推崇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忠臣义士，无数的义夫节妇，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无关。即使孟子所谓的民为邦本，也无非是说，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资本和资源，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战争来了，少杀的人，是出于对资源珍视的聪明人，而滥杀的人，则是缺乏头脑的莽夫。被驱使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是工具，实现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对于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义士，但对于被杀的女子，不过是屠夫禽兽而已。
既然人无非是工具，国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被人杀掉做了粮食，也不过是工具的最后实现。也可以说，在我们不好意思书写的那一半隐秘的历史中，人其实一直是被视为两脚羊的，所分别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没有被吃，有些则暂时在吃别的人。
高级一点的动物，一般都不吃同类，但危机时刻例外。人还是猿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变成人之后，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从道理上讲，就更不能同类相食了，除非是为了跟征服有关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谓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自认文化最优。周边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话，只有向慕教化的资格。但是，国人相食的历史，却跟文明史差不多长久。春秋以前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不曾提到这样的事情，春秋以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攻战，围城时间长一点，里面的人断粮了，就会“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换孩子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道理。
把人说成是两脚羊，是为了吃的方便。这个说法，据说最早起于五代。五代时战乱不已，杀人盈野，跋扈的军人一旦没有了粮食，就吃人。为了解决军粮储存问题，杀人做粮，晒成干肉，把人唿为两脚羊。其中，老瘦的唿为“饶把火”，少年妇人唿为“不羡羊”，小儿唿为“和骨烂”。其实，杀人做军粮，西晋末年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干过，掠来大批年少的妇人，一路奸*一路杀掉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人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得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地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