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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儒董仲舒创立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新儒学以来，经学各派历尽争论，先有孝宣皇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之议，后有孝章皇帝的使诸儒共正经义的白虎观之议。最后经学各派求同存异，互相协调，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学的结合，经学各派随即由纷争走向统一。而‘三纲五常’也在神学的华丽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经学理论。”
“因此至今我大汉选拔官员皆从个人“三纲五常”为选择标准，然在魁看来这种神学化的人性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今的政局，董公曾言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得来，只是事实如何！大家心里清楚，陛下也清楚。这也就是陛下不信任党人的原因，陛下眼里党人只是空谈经学，毫无能力，若大肆为官只会大肆腐败又借神话的经学来掩饰自己品格的高尚，又有几人是真心为百姓谋福祉，不足以完全托付。而相比之下这宦官外卿毕竟是亲族，忠诚度高；党人如不能消除陛下的疑心，朝堂上永远有十常侍存在。”
“党人要想重获陛下的信任，必须在经学上改变人性受与天，龙生龙，凤生凤的思想。朝制上增加御史台的规模，加大大司空的权利，常置多名御史言官，不理他事，专门监察弹劾天下官员，明确引进法家思想，以儒修德，以法治国，天子垂拱而治。”
“摈弃龙生生，凤生凤想法，寒门士子将有出头之日，望族为保其地位，定然与寒门官员相互争斗，党人届时将不再抱为一团，天子方对此放心，重用党人而弃外卿宦官。言官风闻言事，圣天子重法制清除朝中庸臣，多取能臣干吏，大汉何愁不兴。”
其实在明以前中国古代，这些名门望族一直掌握着大量的实力，比如隋杨纤就是被五姓七家给推翻了，西汉武帝曾经进行过一次中央集权，但光武中兴后，刘秀又大肆分权与世家，这也是不得以为之，刘秀的天下多赖有世家的帮助，至刘宏这一代几次废立让他明白世家影响力太大了，不培植宦官来打击士族，刘氏江山肯定不稳。
朱魁的一番话，提出要解党锢之祸，需自乱党人，只要党人不再抱在一起，其祸自解，天子也可以平衡朝政，最后又说出一番自己看来适合古代的治国言论。
“小郎君，你所说的解党锢之策倒是一条新的思路，甚好。但那擅自更改举才制度这番言论还是少言为好，传出去那就是与天下望门士族为敌。”
陆纤微微皱眉说道，他是江东四大家嫡长子，自然不喜寒门士族出头，所有士族皆是一般，想把天下人才把握在自己手中。他也没有生朱魁的气，毕竟朱魁是寒门子弟，有这也想法是正常的，也不是第一个了。
隋以前世家大族是人才中心，寒门子弟出了有才识之人便会被他们吸收进去，就像陆纤一直想收王承和朱魁入陆家一样。
马钧对举才之事并无看法，对解党锢之事也略感兴趣，但对朱魁提到的儒道法三家治国之术来了精神。张纮也一样，本来想听朱魁对党锢之祸的看法，没有想到却听到了一番新奇的治国理论，也是独尊儒术后，无外来经学的竞争，儒生们多数都被禁锢了范围。…。
张纮沉吟良久，疑惑地说道：“小郎君方言以儒修德，以法治国，天子垂拱而治。这是要摒三百年来的独尊儒术，秦以法，高祖以道，武帝后为儒,儒、法、道三家学说一同治国，这是春秋以来从未有的事情，真可同存与朝堂之上？”
朱魁见张纮他们感兴趣，索性就好自己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
“儒学主张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它要求人们过着伦理社会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圣贤的遗训，克制自己的欲望，指导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社会上德行优良、理智坚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学，在自我方面强调修身，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伦方面恪守礼法，期望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齐家，进可以治国平天下。
“法家主张“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的规则主义，天道人道都有他自己的规则，言人性本利，这与荀子提到性本贪是一样的，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对于政治，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黄老之学以“先天地生”的“道”为世界的本源和决定万物兴衰存亡的客观法则，要求人们遵循它，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人生各个方面。主张“无为而治”，将“循理而举事”的合理行为视为“无为”，从而将其发展为积极“入世”的治道，要求统治者节欲、惠民、行仁义，在政治上，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由此可见，三者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希望百姓德教，后守法，君主垂拱而治不多加干扰，天下大兴。三家学说只不过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
那么，以现今朝廷状况三者应该如何融合？在什么地方融合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