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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退役军犬黄狐》。这篇作品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刊登后，我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成了我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篇动物小说。编辑也大加赞赏，说这篇作品立意新颖独特。
我总算悟出一点什么了，文学的新意，不是赶时髦追浪头的新闻学意义上的新，而是作家特殊的生活经历，就是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文坛是百花园，假如你也种玫瑰，我也种玫瑰，百花园变成了一花园；虽然玫瑰很名贵，却会因为重复而变得单调乏味。人家种玫瑰，我种矢车菊，虽然矢车菊没有玫瑰娇艳芬芳，却会因品种新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文学的小路上拥挤，重要的是寻找到自己。
1984年，徐怀中先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并以总政文化部长的身份出任文学系主任，首届招收三十五名学员，我有幸考了进去。我的同班同学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文坛的佼佼者，如莫言、王海翎、李存葆、宋学武、朱向前、黄献国、李本深、崔京生等。
怀中先生的办学方式别具一格，也许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开阔眼界，广泛比较，慎重选择。为此，他以开阔的胸襟邀请各届人士，为我们举办名目繁多的讲座。从卡夫卡的荒诞派、加缪的悲观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人体特异功能，都可以在我们的讲台上一展风采。讲课的形式也让人耳目一新。有的老先生正襟危坐，而有的青年教师则跳到高高的桌子上，手舞足蹈，用别致的身体语言渲染他新颖的见解。有时前后两个讲座刚好观点针锋相对、风格截然相反，迫使我们的思维进行全方位的急遽跳跃。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觉得自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解放。文学系两年的深造，对我的创作而言，不啻是给了一架登高的梯子。
灌了满脑子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我很自然地把这些理论当做一面面镜子，对照我以往的创作。我发现自己以前写的动物小说基本上都是在动物和人的恩怨圈里打转，是在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上原地踏步。再继续写下去，无疑是炒冷饭。再说，西双版纳可写的动物种类已被我写得差不多了。我感觉到了创作危机，老路已经走完，新路还未开挖，急得只想撞墙。
我决心在动物小说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来。
在文学系我囫囵吞枣般地阅读了大量生物学、动物学、动物行为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四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美国的威尔逊写的《新的综合》；一本是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劳伦兹写的《攻击与人性》；另两本是英国的莫利斯写的《裸猿》和《人类动物园》。捧读这几本书，我有一种跋涉于沙漠巧遇甘泉的惊喜感觉。威尔逊所创立的社会生物学说惊世骇俗的观点对我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应，而劳伦兹与莫利斯这两位杰出动物学家对动物世界所做的精湛研究，为我观察动物、提炼主题、结构故事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我发现自己过去对动物的理解很肤浅。动物并不是仅为人类而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它们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圈，完全可以在丛林法则这个色彩斑斓的舞台上塑造动物的本体形象。
此外，人类社会的许多弊病和问题，例如战争、种族歧视、资源掠夺、两性差异、权力纷争、攻击行为、恃强凌弱等等，既可以用社会学观点在大文化中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和答案，亦可用动物学家的眼光从生物层面破译出原始起因。从这个意义上推论，动物小说的认识价值不仅可以超越科普知识，还可以超越“人还不如动物”这样一种照镜式忏悔，完全可以同问题小说、哲理小说相媲美。
基于这两点体会，我写出了短篇动物小说《象冢》和中篇动物小说《暮色》。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动物小说创作的一个新起点。首先，这两篇小说纯写动物，没有人类出现，故事和情节源自动物特殊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来源于道德规范。在《象冢》里，母象巴娅面临母爱和情爱发生尖锐冲突时，毁灭情爱而成全母爱；在《暮色》中，豺们为了种群的利益而牺牲年老体弱者。这类主题，触及到我们久已掩抑的一些人性层面，引发读者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其次，在写法上，我改换叙述角度，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合情合理的想象，模拟动物的思维感觉，进行心理描写。
这个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有的评论家指出：这两篇作品都从动物的特性着眼结构故事，对动物行为的自然动机观察入微，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且没有将动物人化的痕迹，堪称纯正地道的动物小说。
挖十口浅井，不如挖一口深井。我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此以后，我基本放弃了其他题材的创作，专心致志于动物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已调到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工作，为了获得动物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和新鲜的生活感受，我把西双版纳野象谷、哀牢山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昆明圆通山动物园作为基地，规定自己，无论工作怎么忙，每年必须抽出三个月时间到这三个基地体验生活。
经过数年努力，我陆续写出了一批给我带来声誉的动物小说。《第
